馬紅漫

　　在高調宣布大幅加薪之后，富士康遷廠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有媒體近日報道，在尚未正式簽訂協議之前，河南及天津均傳言富士康即將在當地建廠及擴建，而且相關員工招聘工作也已提前布局。

　　員工加薪壓力及人民幣匯改重啟后出現小幅升勢，“內憂外患”加速了富士康遷廠內地的步伐。但應當看到的是，中國人口紅利時代正逐步遠去，如果代工企業不正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僅靠遷廠內地的舉措同樣難保其長治久安。與此同時，遷入地的用工環境也是代工制造企業不得不認真考量的重要因素。對此，內地調控部門同樣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和安排。

　　長期以來，大批低廉的勞動力供給是富士康等代工企業獲取市場的法寶。近期富士康提出員工加薪計劃，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股價應聲而落。向內地遷廠，或將能在短期內規避大規模加薪帶來的陣痛，但是如何適時改革內部用工機制、人口紅利時代終結后的贏利點又在何方，這是眾多代工企業面臨的“生死考驗”。

　　事實上，只有長期制度性突破才能夠解決制造業轉型的難題。代工企業的利潤率微薄，難以大幅度提升員工工資待遇。隨著用工成本的提升，代工企業只有摒棄傳統粗放的運行模式才可能在轉型期勝出。

　　根據“微笑曲線”理論，企業只有不斷往附加值高的區域移動才能持續發展。但是由于企業利潤積累無法提升員工待遇，所以在模式轉型的初期，需要行政力量的扶持才能打破僵局。

　　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行政力量有責任出手完善市場環境，在企業轉型過程中提供政府服務。這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向入駐企業提供土地等各項配套要素外，培育素質較高、人員穩定的勞動力市場也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以政策支持平臺迎接大批新生代農民工入城，已然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現實命題。筆者以為，具體舉措可以包括：擴大公租房的供給規模，滿足收入水平較低農民工“體面”居住的需求；將農民工的教育、醫療、保險等需求納入城市公共服務規劃之中，提升福利制度的覆蓋面；財政出資提供學費合理的技術輔導機構，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學習和技能提升等。此外，保護勞動者利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也應有所健全，以迎合新生代農民工強烈的勞資公平意識。勞動力供給環境的與時俱進，將為企業向高附加值領域攀升奠定扎實的基礎，是為實現勞資雙贏的前提條件。

　　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業的遷址行為預示著，由沿海向內地的一輪企業洗牌正在上演。傳統代工企業繼續依賴低成本維持運行之路正被逐漸封堵，只有跳出固有思維才可能博得一線生機。(作者系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