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蘭,曹理達

　　 做大蛋糕還是切好蛋糕？

　　 《21世紀》：在近期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中，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成為熱議的話題。“把蛋糕切好”，應更多地依靠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政府可以作為的空間在哪里？

　　 白重恩：在初次分配中，除壟斷行業外，政府不宜過多干預，主要還是靠市場調節。政府能做的就是創造就業機會，只要就業需求旺盛了，勞動收入就會上升。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此作用重大，與第二產業相比，三產的勞動收入占比較高，即在增加值中，勞動者收入分享的比例更高，而第二產業的產出更多被資本所有者拿走。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亟待改進的是社保繳費。全國的養老保險基準是企業繳費20%，個人繳費8%；醫療保險是企業繳6%，個人繳2%。社保繳費是以基本工資作為稅基的，對低收入者來說，工資以外的收入較少，參保之后負擔很重。五險加總，企業繳費加個人繳費約占工資總額的40%。其實企業繳費和個人繳費是一回事，如果企業不繳費，勞動成本就下降，企業會多雇工人，為吸引工人會付更多工資。所以，企業繳費歸根結底是工人自己繳的費。

　　 其次，在計算社保繳費額時是以地區平均工資的60%為起點的，盡管一些人的工資低于這一水平，也要按60%繳費。這是一個累退的計費方式，即低收入者交的比例更大，高收入者交的比例更小，所以對低收入人群來說負擔尤其重。

　　 遲福林：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責任在政府。首先，政府以多大決心來做；其次，政府本身的轉型，是以經濟建設為主還是以公共服務為主；最后，在國民收入上，應當有一些比GDP增速更重要的約束性指標。只有把蛋糕切好了，才能增加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才能產生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也才能可持續地做大蛋糕。

　　 我們長期實行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個背景下，容易把大量的財政資源用于經濟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很難真正建立；以投資為主的增長模式使政府傾向于做大蛋糕，而不是切好蛋糕；容易形成長期壓低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動力報酬的傾向，使得勞動力報酬增速長期低于GDP增速。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干預企業內部的工資制定，而是建立并完善工資形成機制。如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根據不同區域經濟增長情況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推動企業建立工資增長機制，包括改革工會、建立工資談判機制等，使勞動者的工資不是由企業單方面說了算；建立工資定期增長的制度安排。初次分配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的責任在于制定并監督規則的執行。

　　 在二次分配中，首先，政府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完善社會福利制度。近年來，這方面力度在加大，絕對數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高，但相對比例仍較低。以泰國為例，其整體發展水平低于中國，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泰國教育占GDP的比重就達到4%以上了。其次，分清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公共職責，再以此來安排財力配制和財政支出結構。當前，公共服務均等化已引起重視，但公共服務投入的比重并不高，隨著國家財力的提升，財政支出結構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減稅還是減費？

　　 《21世紀》：有學者建議給企業“減稅提薪”，減輕競爭性行業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您怎么看？

　　 白重恩：減稅提薪不如“減費提薪”，這個費就是社保繳費。社保繳費的實質也是一種稅，是從勞動者工資中扣繳的。從改善收入分配角度來說，減稅是老百姓歡迎的，但在減稅時要比較哪種稅費減負的效果更好。目前社保繳費給企業和工人造成的負擔是最重的，應率先減負。比如原本企業增值稅要減兩個百分點，以此計算出本來要減少的稅收收入；社保繳費降低后，社保基金收入少了，增值稅可以不減，而原本要減的那部分增值稅可以拿來補充社保，這需要一個大財政里各部門之間的協調。

　　 以養老金為例，如果把個人8%這部分免除，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馬上增加了。之后把企業交的20%分成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老百姓得到收益，企業負擔也沒有加重。社保的錢不夠，就由其他的錢補充，如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等。社保是現收現付，是向現在的勞動者收錢，付給現在的退休者。現在退休者大部分是以前國有企業職工，那么國有企業賺取的利潤，為什么不能承擔自己的一點歷史負擔呢？

　　 《21世紀》：最近，廣東向中央申請個稅浮動標準，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越來越高，您如何看待我國個稅制度改革的方向？

　　 李實：我們的個人所得稅還是收入單項稅，有一筆收入就收一筆稅；而不是綜合稅，按照一年的收入綜合測算稅率。這帶來稅賦上的不公平，同樣收入下，人口多的家庭稅負就會比較重。因此，把收入單項稅改為綜合收入稅是一個方向。

　　 其次，隨著經濟的增長，使低收入者少交稅也是一個方向。可以通過提高個稅免征點及退稅的辦法。退稅在技術操作上可能比較困難，存在欺詐等問題，但提高免征點還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規范個人收入，工薪階層的收入比較容易監管，他們一般也是照章納稅；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較為多樣，再通過公司財務轉賬等形式，存在很多偷稅漏稅的機會，實際繳納的稅和收入不成比例。所以，規范個人收入，使高收入人群交夠稅、交足稅是很重要的。

　　 最后，完善稅收制度只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收入再分配問題。政府稅收多了，是用于建各種大型項目、政府行政開支、提高公務員工資待遇，還是用于民生工程、救濟更多的貧困和低收入人群，對于收入分配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是比較高的，但真正用于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卻偏低。因此，財政增收的同時，一定要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況。

　　 遲福林：個稅改革始終是一個熱議的話題，但也受多重約束：首先，由于制度安排不完善，某些高收入者部分收入是計入企業成本或利潤的；其次，財產公開制度尚未建立，個人收入與財產真實情況難以掌握；再次，高收入群體的一些收入來源方面的稅種尚未開征，如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等。最后，沒有考慮到家庭撫養情況等，在制度上有失公平。因此，我認為個稅調整首要問題不是簡單的起征點的調整，而是明確改革思路，建立基礎制度。

　　 周天勇：目前，個稅累進制稅負太重，最高繳費比例達45%，讓企業和個人都無法承受。很多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費很重，利潤空間很小，交了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兩項附加，再加上各種雜費，年終分紅之后，個人還要上繳45%的所得稅，這樣下去沒人愿意辦企業了。所以有人說辦企業不如倒房子，沒人做實業，就業從哪來？收入增長又從何談起？因此，收入分配的關鍵是就業，有了就業，普通勞動者就能從零收入變成有收入，收入差距就會縮小。

　　 稅收改革的關鍵是稅從哪來，是從工薪階層和創業經營者身上來，還是從有財產性收益和壟斷收益的部門來。如開征房地產稅，一年1%的稅率，政府每年增收一萬多億。否則，未來房地產就會成為中國兩極分化的主要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