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讓他骨鯁在喉的故事。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意義在于，80后打工一族能夠適應的環境底線，已經和屬于他的年代所倡導的精神格格不入。面對著新的時代，誰可以承載我們的青春？

　　本刊記者 范璟

　　他已經有2個多月沒有睡好了。每天夜里過了11點，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接到電話，聽到下一個令人揪心的消息。

　　終于，在墜樓人數不斷增加、最終超過11個的時候，他放下電話，穿過海峽來到深圳。面對剛剛沖刷過的血漬，他深深鞠躬。

　　他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是臺灣首富，一身黝黑的皮膚是海上風霜留下的痕跡；而他們則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是中國大陸社會的底層，背井離鄉，漂泊在不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在深圳這個大而無當的都市的燈紅酒綠中，他們能留下的，只有孤單的身影。

　　他聲稱自己“一生都在逆境中”，年逾花甲依然一心拼搏，“現在前方的路如果沒有逆境，我還不過癮”；而他們卻在20歲的花樣年華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逆境中彷徨、迷茫，靈魂疲憊，自由、尊嚴和希望黯淡。

　　他沒有耐心聽完下屬的解釋，便將其開除，雖表示悔意，但一再如此行事。他說越愛手下，會罵得越厲害。他們只渴望一個溫暖的家，渴望有人說幾句貼心話，聽到一兩句對自己的肯定和鼓勵。

　　他在工廠中擁有自己的語錄，高管人手一冊；他們，若不是因為離去，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名字。即便是離去了，名字也依然很快被忘卻。

　　但今天，他和他們共同出現在媒體面前。

　　他是臺灣首富、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董事長。他們，是從今年伊始跳樓的大陸富士康員工們。

　　自由之爭

　　閃光。

　　鎂光燈。聚焦。

　　看著地上的血漬，望著死者家屬痛苦扭曲的表情，郭臺銘的心在一陣一陣抽搐。亡妻的死、胞弟的離去似乎又在眼前重現。當年，他就是痛苦者中的一位。可如今，痛苦卻發生在他的王國，并且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他。

　　這位60歲、身形魁梧的硬漢彎下腰，向富士康員工、向社會、向媒體，深深地三鞠躬。

　　他覺得有點不適，他已經記不清有多久沒有向別人彎下過腰了。因為他是郭臺銘，霸氣、強硬的郭臺銘。

　　霸氣，是郭臺銘給外界的第一感覺，這主要來源于鴻海集團的軍事化管理和鴻海干部高度的執行力。郭臺銘說：“民主是最沒有效率的做事方式。”

　　重視榮譽，不是陣亡就是升官，這是許多鴻海人在接受采訪時透露出來的企業文化。命令下來不容置疑，更不用談抗辯，做不好不用講任何理由，所謂“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理由”，早已深固在每一個人的心里。

　　郭臺銘常說：“走出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在當了50年警察的父親的熏陶下，服過兵役的郭臺銘有著濃厚的軍旅情結，富士康也被建成了一座“軍營”。在富士康的廠區，每一個進入富士康的基層員工，在正式工作前都要接受軍事訓練，甚至包括立正稍息、走正步整隊進行。早期的鴻海員工幾乎都記得這樣一個訓示：“要把自動化、效率化的生產管理發揮到極致，控制成本到最低，才有錢可賺。”

　　對于高層主管，郭臺銘的要求更為嚴格。富士康的干部會議就像軍官團開會。他隨時向他們提問，如果答不出來，罵人的話立刻脫口而出。這些千萬富翁們，照樣在會議桌前罰站。郭臺銘下達的命令，即使遠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相關負責人也要在8小時內做出回應；沒有時差的，則必須在15分鐘內答復。

　　他用人唯才、獎懲分明。對表現優異的員工與技術骨干，郭臺銘從不吝嗇地給予巨額獎金。近幾年每年年末鴻海員工聚餐，郭臺銘提供的獎品總值都高達數億元新臺幣，頭獎高達數千萬元新臺幣。但對競爭對手，他則一律以敵人視之。

　　私下里，鴻海的員工管郭臺銘叫“國王”。郭臺銘對此有一套信誓旦旦的理由：“民主是最沒有效率的管理。民主是種氣氛，讓大家都能溝通。但是在成長快速的企業里，領袖應該帶著霸氣。”

　　在瞬息萬變的信息產業中，鴻海集團需要軍事化的紀律與精準的執行力來打敗競爭對手。

　　然而，富士康的員工們比任何企業的員工都更渴望自由。富士康內刊《鴻橋》的一篇文章提到：“雖然這些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也會因為錢而接受加班，但對加班大多有種本能的抗拒。他們渴望有可供支配的個人時間和收入。”多數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發工資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個去處去消費，而不是把錢寄回家。

　　此外，郭臺銘在臺灣采取軍事化管理的時候，自己一直身先士卒——士兵們雖然辛苦，但是在將軍的鼓勵下依然有干勁。但在深圳的富士康廠區，員工們難以接觸高層領導——郭臺銘一直坐鎮臺灣的總部。今年4月加入富士康的陸姓員工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沒見過郭臺銘，好多人都不知道公司老板是誰。”臺灣知情人士楊釗則表示：“管理著這些員工的，主要是中低層的管理者，素質比較差。”富士康一線員工說：“管理比較死板、粗暴，誰有關系誰能上。”

　　另外，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指出，臺灣經濟的騰飛中，中小企業起了重要作用。在臺灣，富士康的員工除了賺錢，還會有一種使命感。大陸的富士康員工們完全感受不到這些。

　　希望與絕望

　　“我認為所有工作要有三個壓力：時間、品質與成本。有壓力，才稱得上是工作，不然就是玩耍。” 郭臺銘說。“人一定要學著走逆境，而且越年輕越好！因為有逆境才是你真正學習的機會、成長的機會。”

　　“郭臺銘喜歡用不給自己留退路的人。”一名鴻海內部員工說。“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沙場上，而不是回來拿獎章的人。”郭臺銘如是說。

　　郭臺銘用人的一大原則，就是看他有沒有賣命的決心。他認為，不給自己留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但殊不知，這些人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死亡。

　　郭臺銘認為，現在很多年輕人說起話來洋洋灑灑，但做得很少。在職場上，年輕人一定要實干，到工作現場從基層做起。挑老板的時候，對你越嚴厲越兇的人你越要跟。“我覺得人生的價值就是使自己變得有用。大家都聽說郭老板很兇而不敢靠近，現在如果有哪個年輕人敢寫信來要求幫郭老板提皮包，這種年輕人才具上進的潛力。”

　　對于追求“錢多事少離家近，睡覺睡到自然醒”的現代年輕人，郭臺銘說：“如果我的孩子面對工作是這種心態，我就打斷他的腿！”但連郭臺銘自己也說，有時候對年輕人的要求太苛刻。他給自己的理由是——他對自己一樣苛刻。

　　郭臺銘母親郭初永真回憶，四個孩子里，就屬郭臺銘頭腦最好，而且又很能吃苦，從很小的時候就帶領弟弟半工半讀，每年暑假都會去打工，賺取下學年的學費。

　　創業后，郭臺銘更是珍惜每一天，過著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的生活。郭臺銘認為，他應該是第一個上班、最后一個下班的人，因而他每天堅持至少工作15小時。即使晚上下飛機，他也會馬上趕到公司，加班到三更半夜更是家常便飯。在他的日程表上，連上廁所的次數也做了嚴格的限制。

　　他常說，在我的字典里沒有管理二字，只有責任。你答應的事本來就要做到。或許正因為此，在富士康事件中，郭臺銘雖然向全社會、富士康所有員工和死者及家屬表示道歉，并再三鞠躬，但是不肯承諾將來不會發生類似的跳樓事件。

　　但新生代農民工沒有郭臺銘“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樂觀。他們懷著對大城市的美好憧憬從農村來到城市，遭遇的卻是冰冷冷的現實和社會規則。他們拿著低微的薪水，買不起房子、沒有當地戶籍，巨大的反差讓他們難以適應。

　　在缺少親情撫慰和社會支持的情況下，這些不良情緒找不到宣泄途徑，久而久之產生厭世感，出現極端情況。這些心智、情感、經驗尚未長成的年輕人，會有孤苦、無助、無奈的感覺。

　　“所以不難理解，個別敏感脆弱的人在無法承受壓抑時，會選擇極端方式。”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

　　郭臺銘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經歷過沒有錢吃飯、沒有錢買鞋的極苦的日子，對今天來之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和感恩，但新一代的打工者面對的是社會巨大的貧富差異，缺乏戰勝困難和挫折的勇氣。

　　放不下的那些人

　　抹去頭上的光環，郭臺銘是一個平凡人。

　　臺灣媒體人楊釗在和《中國經濟和信息化》的通話中，回憶起多次和郭臺銘本人的見面，印象是“一個親切的好人”。臺灣資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范長康向《中國經濟和信息化》介紹：“郭臺銘是典型的‘50后’臺灣人：能吃苦、負責任、勤勞節儉，顧家、愛護大團體。”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總干事羅家懷在回復本刊的郵件中談起對郭臺銘的印象時說：“他非常好強，有企圖心也有執行力。”

　　郭臺銘和前妻的浪漫故事不輸給任何一部瓊瑤劇——沒錢、沒學歷的窮小子結識了臺北醫學院的校花兼富家千金，隨后一見傾心、窮追不舍，最終贏得美人芳心。這對戀人沖破種種阻撓，歷經5年的堅持，最后，“公主和窮小伙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臺灣，郭臺銘的口碑甚好。有人說他很孝順，也很愛家人。他也做關懷社會的事情——捐款31.25億元給臺大成立抗癌中心，捐款4000多萬元協助改進流浪狗處理，透過自己所成立的永齡基金與輔仁大學等八所大專院校合作發起“永齡希望小學”課程計劃，加強弱勢、貧苦學童課業輔導……

　　郭臺銘這次大陸之行，手上沒有戒指等任何裝飾物，只是左手腕上戴著一串淡綠色的透明珠鏈。他曾稱，臺灣圣嚴法師對他的影響甚至大于國際金融危機。郭臺銘回憶說，圣嚴法師是一位“不錦上添花，卻雪中送炭”的人，當別人有困難的時候，總是帶著弟子，不論貴賤、不論親疏，去關懷有困難的人。

　　相比老板郭臺銘，大陸的新一代打工一族顯得更加迷茫。在大陸，結婚前有一套住房是大部分家庭對男方的要求。但房價不斷上漲、工資變動，新生代農民工難以負擔。公主和窮小子的故事只能是傳說。并且，大陸的新生代打工族被許多社會學專家認為是“普遍信仰缺失”。老一代農民工尚且能從遙遠的故鄉尋找精神上的皈依，“老天爺”、“良心”是他們的道德判斷依據；而新一代農民工在年輕時就開始在城市打拼，雖然在物質上新一代農民工和城市更加相容，但精神層面卻更加空虛。

　　《廣東消費藍皮書》2009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顯示，41.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調查者表示“說不清楚”，只有7.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是“城里人”。

　　歸屬感是人類非常重要的一種情感，沒有歸屬的人只能在孤獨中飄蕩。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精神上的“人格分裂者”和現實生活中的“兩棲人”。他們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徘徊，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心靈始終無處安放。

　　富士康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在職和離職員工都提到：沒有朋友，也沒有時間交朋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認為，中國的工廠管理制度將這種“原子化”推向了極致。

　　富士康的一棟樓房內，灰底藍字的“富士康科技集團”簡體字標牌下，用繁體字標著2～3層的樓層辦公的名稱。或許，這些已經逝去的富士康員工以前便常常走過這里。如今，故人已去，在熙熙攘攘的廠區內，一切仍在井然有序地進行。只是這塊簡繁交替的標牌，紀念著一個代工企業在擴張中的歷史片段。

　　陶潛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愿生者自強，死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