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靳波   

　　2003年，正值中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際，國際上出現對中國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中國整體國力的快速增強的某些擔憂。在此背景下，有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也隨之升溫。

　　2010年，美國眾多政要發出強迫中國人民幣升值的信號，甚至打算給中國貼上所謂“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中美匯率之戰被推上“頂峰”。這是一場沒有終止的博弈，中國的應對能否最終取勝？

　　在不久前召開的多國核峰會上，會議內容還是“跑題”落到了匯率問題上。美國當地時間4月14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在國會作證時表示，“美國應該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把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這句名言作為描繪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執歷程，是再合適不過了。長期以來，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博弈此消彼長，而博弈和爭論的背后，無不處處體現著國與國之間的以利益為中心的角逐。

　　七年匯率“車輪戰”，美強行給中國貼“操縱”標簽未果

　　2010年1月29日，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要求人民幣升值。時隔一個多月后的3月12日，奧巴馬發表演講，再次呼吁中國依市場需求調整人民幣匯率。

　　3月18日，為了批駁有關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文章，稱“充分的證據表明，頻頻指責別國操縱匯率并不斷施壓強迫別國改變幣值的美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這個唯狹隘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至上的霸權國家，其實根本沒有什么資格對別國的匯率及相關政策進行祖師爺般地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直白無誤深刻地表達了中國方面的立場。

　　除了美國總統奧巴馬之外，美國財長蓋特納、IMF總裁卡恩等也紛紛“劍指”中國人民幣會匯率問題。美國130名眾議員聯名抗議中國“操縱匯率”，14位參議員直接提議人民幣升值。美國財政部表示會在4月15日通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調查結論，至此，這場新一輪的中美匯率之戰被推上了“頂峰”。

　　正當國內外都在熱議中美爭議人民幣匯率的最終調查結果之時，突現“峰回路轉”。4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宣布，美國政府將推遲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一份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對象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同時，中國商務部也在多個場合對美國商界釋放善意。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關系逐步趨于“緩和”。

　　追溯人民幣匯率博弈的歷史，特別是2003年以來至今的歷程，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已勢不可擋；與此同時，阻止這一進程的力量也愈挫愈奮，有時表現得比中國自己還要著急。

　　2003年，正值中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際，國際上出現對中國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中國整體國力的快速增強的某些擔憂。在此背景下，有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也隨之升溫。人民幣匯率問題一時間成為外國政要來華訪問時必談的話題。

　　這一年的2月，在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的日美《廣場協議》，讓中國的人民幣升值，從此點燃了一場長達數年的人民幣匯率博弈。

　　從斯諾、保爾森到蓋特納，美國政府頻與議會唱“雙簧”

　　2003年9月，時任美國財長的斯諾來華，帶來了有關“中國政府放寬人民幣波動范圍”的要求。他認為，最佳的匯率政策就是讓貨幣自由浮動，讓市場自行制定匯率，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干預。美日兩國聯手向中國施壓，引導國際上向人民幣施壓的“輿論大潮”。

　　200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首次受邀參加G7會議。當時，有人將這次會議形容為人民幣匯率版的“鴻門宴”，除了美日等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作出類似的姿態。在這次會議上，一些國家的政要、投行機構等紛紛提出要中國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安排。濃烈的火藥味從會場蔓延到各個角落。

　　2005年4月23日，在中國風景宜人的海南，博鰲亞洲論壇部長級對話會如期舉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正加快準備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步伐，確立了匯率改革的步驟。”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明確宣示將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當然，這其中也隱含了人民幣升值的意味。

　　是年7月21日，我國宣布啟動人民幣匯改。在獲得短暫的好評之后，人民幣估值再次受到個別發達國家的指責。

　　2006年12月12日，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率領代表團訪華。保爾森提出：“美國認為中國在消減貿易順差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我們鼓勵中國采取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009年1月16日，侯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將“通過所有途徑”，包括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的方法，向中國施壓，逼使中國調高人民幣匯率。由此，中美開始了新一輪的人民幣匯率爭論。

　　2010年上半年，來自美國政經兩界的頻繁施壓，不過是7年來人民幣匯率博弈的一個小小漩渦而已。專家預計，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即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圍繞中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爭論還會隨時升溫。

　　日本“打牌”為何前后矛盾？

　　2003年，這場由日本率先挑起的人民幣匯率爭端，話題焦點是“人民幣匯率存在嚴重低估，中國向國際市場大量傾銷廉價產品，導致全球出現通縮緊縮”。日本方面據此要求中國簽署“廣場協議”式的文件。

　　在此，有必要重溫一下頻繁提到的《廣場協議》的內容究竟是什么，它簽署的背景及后來的效果又是什么樣的。

　　“二戰”之后20余年時間里，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和“國際貿易立國”等，是在美國提供國際安全保護，日元長期鎖定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

　　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進一步加快本國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這一嚴重的不均衡引發日美貿易摩擦。同時，在此期間，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也在為本國產業發展爭取著更大的時間余地。

　　從1971年至1985年，盡管日元已經分兩個階段升值，但總體上，美日元匯率格局仍然不利于美國方面。

　　1979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美國能源價格大幅上升，美國消費物價指數隨之高攀，美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兩位數。

　　與此同時，美日貿易摩擦日益激化。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日本資本瘋狂擴張的腳步，令美國人驚呼“日本將和平占領美國！”同年美日雙方簽下了所謂的《廣場協議》。此后，日元升值進入了第三階段。

　　日元的升值的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

　　單純對比1985年日美貿易情況與2002年中日貿易情況，并沒有多大意義。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字，2002年日本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2.75萬億日元。但人民幣的產業基礎，在那時根本沒有達到需要類似《廣場協議》的約束文件來脅迫升值的程度。

　　日本由于嘗過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脅迫下讓日元升值的苦果，又想把這一招數轉用到中國，其實是毫無道理的。對此，分析人士認為，作為以貿易立國的日本，面對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必然希望能夠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獲取更多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日本經濟出現了久違的復蘇時，中國出口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日本已經不再高調的談論人民幣的升值問題。甚至有官員還表示，中國在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前，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享有“歐元之父”稱號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曾經在歐盟入憲的時候，被問及歐盟和歐元本身難以回避的問題時表示，“歐元太硬了，高價歐元極大地損害了歐洲經濟。”

　　即使不考慮人民幣匯率是否可以等同歐元的處境來加以解釋，蒙代爾認為，中國正在給世界提供大量的廉價商品，這是一件好事。雖然給一些國家帶來威脅，使它們失去競爭力、面臨轉型，但這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二戰”后，德國、日本的經濟崛起就迫使英國調整其競爭力不夠的產業。現在的全球貿易大體是良性的，但中國商品價格低廉造成了很多國家的壓力。“問題是這些國家的麻煩是十年前就該知道的，自己沒調整好，現在提出需要保護。”蒙代爾表示。

　　因此，不僅是日本，其他國家針對別國的匯率施加壓力，都源于根本的利益沖突。

　　蒙代爾說話公道：中國不會替美國“買單”

　　7年前，美國就緊緊跟在日本之后，迅速扛起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大旗。今年也不例外，金融危機后的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發起的有關人民幣匯率的新一輪爭端，主要是圍繞美國提出的“2001～2007年，由于美中貿易平衡，已經失去230萬份工作”這一理由。

　　奧巴馬表示，匯率問題使美國處于競爭劣勢。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就是匯率問題，即如何調整以保證美國的產品價格不被人為抬高，別國的產品價格不被人為地壓低。

　　清華大學世界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對此表示，中國的貿易順差，其中包括60%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運作，帶來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而且有一點值得澄清的是，美國貿易逆差那么大，有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率太低。

　　而人民幣匯率變化其實對貿易結構的改善影響相當有限，“匯率問題不是大不了的問題，這只是表面問題，關鍵是我們應該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只要有壓力就變。”李稻葵人為。

　　而在此期間，130名美國議員聯名信中所提到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之一是，“從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期間，中國在美國非石油產品貿易逆差中的占比從26%提高到了83%，這意味著美國生產商正在不堪一擊的模式下運營。”

　　對此，有專家表示，這不能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美國對話貿易逆差，而人民幣也不大可能一次性升值。因為這種方式對國際貿易各方，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會產生很大的沖擊，而且對于解決中國的發展方式問題，也無濟于事。

　　蒙代爾還認為，人民幣匯率高低跟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沒有直接關系”。短期有點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并不是由它的幣值來決定的。比如說，十年前西方國家就認為自己的紡織業根本競爭不過中國，要用配額制度來防范。“現在配額放開了，各國還是需要進行戰略調整，中國的競爭力還是很強，這是西方國家沒辦法控制的。靠匯率來改變一國生產率的觀點是本末倒置”。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此次爭端主要也還是想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最終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

　　確實，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上升影響較大。匯率一次性突然大幅升值帶來的出口損失，可能導致大量中小企業倒閉。

　　中    國的出口，對于那些初級制造業，單單依靠“走量”賺取幾個點收益，且議價能力較低的出口企業來說，匯率在短期內的上升，影響則較大。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2005年和2010年所做的兩個模型表明，若人民幣升值10%，會導致中國年度GDP損失0.7%至1%。他引述外匯交易員的分析說，中國約70%~80%的貿易額沒有使用外匯對沖工具。一次性突然大幅升值帶來的出口損失，可能導致大量中小企業倒閉。

　　那么，在國際重壓之下，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一直都保持著獨立的姿態。應該承認的是，中國目前采取盯住美元的辦法本身不利于資源配置，這種不利因素正在逐步釋放，人民幣匯率制度終究是要改革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穩定。在這一目標下，改革的時機和步驟由中國自己決定。

　　伯南克再發強硬言論，匯率博弈尚未終止

　　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中國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方在不同場合都堅定的表達了此觀點。

　　,中方還積極與美方溝通，在外需恢復尚未達到一種常態的情況下，中國還采取了擴大內需，鼓勵消費的積極政策，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進一步改善中國的貿易平衡狀況。

　　4月15日，商務部公布的外貿數據顯示，3月中國外貿出現了6年來的首次月度逆差。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表示，3月份出現逆差是去年以來貿易順差持續收縮趨勢的延續，是中國實施“促平衡”宏觀政策的結果。

　　同時，姚堅還表示，今年全年中國貿易順差將在去年的基礎上繼續減少1000億美元，上半年外貿進出口處于平衡點將成為常態。

　　中國的做法確實使得中美在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上得到了緩和。而中國基于本國利益考量，保持外經貿政策基本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當是共識。

　　但是，由于利益的原因，中國經濟的不斷強大對其它國家造成的“威脅”是必然的，世界仍然無法避免來自各方對人民幣匯率的爭議。

　　美國當地時間4月14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在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作證時表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美國應該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這被外界視作其迄今針對人民幣的最強硬言論。

　　同樣，在前不久召開的多國核峰會上，會議內容還是“跑題”落到了匯率問題上。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我國主席胡錦濤再次重申“為了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中國應該試試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時，胡錦濤主席的回應則是“中方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但是，“不會在外部壓力下加以推進”。

　　總之，就像在蒙代爾看來的那樣，“人民幣問題反映的是全球經濟的利益沖突。不可自由兌換貨幣卻被要求升值，這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我覺得這樣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