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觀察 Editorial

　　重塑S&ED

　　如果中美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增加戰略互信，將是對話的至大成功；反之，如果中美在這一機制下無法達成戰略兼容的最低目標，那將是對話的最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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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如期而至，沿襲了慣例的全明星陣容—兩國40個部門的近50位負責人參加，美方代表團多達200多人，包括15名內閣級官員，涵蓋了美國政府各個部門。

　　雙方都列出了關注重點。領銜經濟部分對話的美國財長蓋特納表示，中國在政府采購方面的政策規定，是他來北京參加對話的重點。另一個關注點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也越來越多提出自己的關切，從提醒美國注意財政謹慎，到要求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以及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等等。

　　這些議題多屬舊話重提。以公平商業環境議題為例，去年對話后的聯合聲明就明確：“雙方意識到非歧視性的政府采購政策的重要性……中方承諾按照政府采購法的規定，平等對待外商投資企業和中資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敝劣谄渌�諸如促進強勁復蘇和更持續、更平衡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都可見諸去年的成果說明，談不上新意。有評論因此認為，對話需要輔以類似工作組性質的跟進機制，由具體事務官員根據會議達成的共識，負責政策的具體執行，并在下一輪對話前將一年來的工作進展反饋至決策層。還有評論認為，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其前身戰略經濟對話（SED），對中美彼此關切的實際問題解決作用不大。

　　這些評論不無見地，但忽視了中美對話的關鍵所在。

　　自從2006年中美啟動戰略經濟對話以來，跨越小布什總統和奧巴馬總統兩屆政府，中美雙方在對話的使命上就有分歧。美方更強調這一機制的“談判”色彩，致力于達到確實成果。無論是上屆財長保爾森，還是本屆財長蓋特納，都一再表示對達成可見（tangible）成果的熱望，并認為惟此才能使美方對這一機制保持信心。與此相對，中方認為這一機制更多地涉及兩國關系長遠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不宜期待會談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我們認為，指望戰略和經濟對話推動和達成一系列重大的具體成果，已被過去四年的實際操作證明為不現實。更何況，中美之間在各個領域早有操作層面的溝通與談判，具體成果的達成仍主要有賴于此。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本身不到兩日，根本不可能做有效的談判工作，宣布達成某項成果，往往只是把操作層談判達成共識重新包裝匯總，其效果僅僅是使雙方面子上過得去而已。

　　既然以高規格、大規模、高關注度的盛會推動兩國間實質性談判并不現實，也不一定值得追求，何不回歸本原？讓談判的歸談判，讓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歸對話？

　　超越具體議題，中美間大有可談。許多中美問題專家認為，未來數年，將是中美界定彼此關系的關鍵階段。中國興起之勢蔚然成型，金融危機后，美國硬軟實力均有損傷。甚至像索羅斯那樣的金融界人士，也都在籌劃中美雙方如何妥為管理這一升降，更遑論政策和外交戰略家們。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首要目標，應是雙方在長期的戰略性議題上增進了解，加強溝通。如果中美通過這一機制增加戰略互信，將是對話的至大成功；反之，如果中美在這一機制之下仍無法達成戰略兼容的最低目標，那將是對話的最大失敗。

　　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戰略互信，雙方關系由“冬”入“夏”快，但由“夏”入“冬”也快。去年年底以來的系列分歧，導致擬定中的兩國建立戰略互信重要一環的兩軍高層互訪被迫推遲。如何將雙方關系擺脫習慣性的起落，或至少擺脫“大起大落”，是對S&ED平臺作用的更大要求。

　　對于中國來說，存在明顯的時間之窗。有危機感的大國存在多種選擇，美國更是如此。美國人民現在選擇了奧巴馬。奧巴馬以多邊主義治外交，以進步主義理內政，以變革和信心凝聚動力。中美關系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相對順利，托賴于美方重心并不在此，雙方戰略上的根本利害各有軌道，并不相交。奧巴馬執政后，時勢變易，反恐雖仍然至關重要，但經濟、國際金融秩序、氣候變化也躍升為頭等重要主題，中美在這些議題上彼此息息相關，對話并在對話中接近而不是分得更遠，對雙方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關系到對彼此走向的判斷，可能促成預言的自我實現。

　　美方應放棄視對話為談判，中方應抓住機會在建立戰略互信上更有作為。這就是我們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