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簡介

　　目前為香港科技大學終身教授。1992年以博士學位畢業于哈佛大學，是著名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過去十年來，丁學良在環太平洋諸國家和地區從事比較現代化的研究和教學，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學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雖去國經年，仍持中國護照。

　　2010年，廣州GDP將于今年突破1萬億元大關，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后的國內第三個“萬億市”。但以廣州目前城市發展的實際來看，一切并非盡如人意。省委書記汪洋在談到廣東的宜居城鄉建設時曾坦率地形容其，“進了門像歐洲，出了門像非洲”。

　　在即將邁入萬億俱樂部的門檻之際，廣州有哪些問題迫切需要關注？如何提升城市的競爭力以及對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香港科技大學終身教授丁學良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在踏入“萬億俱樂部”后，廣州首要確定金融服務業、醫療健康產業和與教育有關產業重要產業方向，從而知道這座城市接下來究竟需要怎樣的人才。而在萬億G D P的背后，廣州市政府應關注當地的經濟發展成就是否已在很大程度上為當地居民所享用，“如果大多數人不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果實，這種增長將很難持續下去。”在其看來，廣州要成為整個華南地區最富有競爭力的城市，一定要從改善環境和城市對普通居民的便利性等細部入手，盡管這些“細膩的地方”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做好，但他們卻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競爭力、吸引力、它的形象以及對本地和外地居民的召喚力。

　　萬億G DP背后，貧富差距是否有所擴大？

　　丁學良直言，以其的觀察，廣州目前對人才的吸引力、城市的競爭力和與其飛速增長的G D P數字并不匹配。“中國的城市越來越出現一種很畸形的現象，花大把的錢做基建，但很少看到這些基建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了明顯的改善。”服務方面，“如果普通居民要得到服務需要到銀行排隊超過半個小時，廣州的經濟發展與普通人、普通的消費者有什么關系？”

　　在位于城市一隅的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拿出了廣州統計局發布2005-2009年廣州市國民經濟主要指標打印件，丁學良再三向記者強調，因為目前并沒有其他獨立數字，其所有的分析“只能建立在官方數據的基礎上”。

　　丁學良表示，僅從數據上看，廣州近年來的發展看上去十分不錯：從06年到09年，廣州市人均G D P年增長的幅度超過了11%，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0%，這是非常令人影響深刻的數字。“統計如何定義常住人口，我們并不知道。僅從數據來看，廣州市過去5年G D P的增長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長之間沒有很大差距，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假如這些數據也高于全國其他大城市的話，那么我們才會為廣州市既能保持高速增長，又能為居民間收入差距不擴大而高興，后者是真正難得的現象———這說明當地的經濟發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為當地居民所享用，而不是貧富差距拉大。”

　　研究香港經濟的學者指出來，97、98年金融危機后，香港經濟的總量已經增長了近40%，但新畢業的大學生薪水不但沒有增長，甚至有所下降。即便香港的福利相對好于內地，出現這樣的情況仍然會引起香港80后的不滿和反彈，出現了幾次很激進的抗議。“這說明，一個地方G D P總量的增長和這個地方大多數人是否享受到增長的果實，并不能劃等號。”一個地方如果大多數人不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果實，這種增長將很難持續下去。這值得是正在邁入“萬億俱樂部”的廣州深思的問題。

　　提高競爭力，解決城市發展與普通人的關系

　　丁學良表示，作為大城市，廣州需要吸引高素質的就業者。國際上每年有各種機構對全世界大城市進行比較，但除了偶爾看到深圳，丁學良坦言，自己完全看不到廣州的名字。“但實際上，無論是人口還是G D P數據，廣州都該算是世界級的大城市。”而就自己在廣州的切身體會而言，丁學良表示，廣州和自己曾去過的許多國外人口達到幾百萬、年人均收入達到1萬多美元的城市相比，差異十分明顯。比如城市亂糟糟的、污染很厲害。而公共服務方面的一些現象，一些與第三產業密切相關的部門也欠缺效率。比如銀行，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令其難以將廣州與一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城市聯系起來———“廣州的公共服務水平僅相當于國外一個人均3千多美元的城市。”

　　“既感覺不到美，也感覺不到方便，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丁學良表示，美是從文化審美的角度，方便是從經濟、城市設施上講。不管經濟增長速度如何，每個城市都要將環境優美和便利性作為基本的指標。只有這兩個指標做得好，才有助于吸引外來的中高檔人才。“中國的城市越來越出現一種很畸形的現象，花大把的錢做基建，但很少看到這些基建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了明顯的改善。”“很多城市大樓撿起來了，路上車多了，很多館子開了，高級公寓也出現了。但對于普通市民，城市的美、方便和服務體現在哪？有人說廣州是個平民城市，要求不能過高。但從平民的角度，并沒有看到廣州提供了更好的環境。”

　　丁學良表示，事實上，在城市的發展上，國際上有更多很好的樣本。但類似的問題在這些在中國的城市規劃中卻體現不出來——— 中國的馬路寬到連健康人都不能在規定的時間走過，更不要說老弱病殘。

　　“廣州需要將高附加值產業做得很好，地皮已經很貴，而且也不宜發展污染嚴重的產業。”丁學良表示，因此，廣州第一需要關注與智力開發有關的產業，包括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發展等。研究機構不一定規模很大，可以是比如與汽車、電子、石油化工有關的細分研究機構。而作為華南最大的一個都市，廣州市內外也沒有很多令人影響深刻的，在全亞洲或全中國名列前茅的教育和科技中心。要提高廣州未來的競爭力，這些都是需要改善的地方第二是關注健康產業。

　　實現人均高收入后，需要對提高生活素質的健康產業關注更多。第三，金融服務業。第四是，房地產發展起來以后，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城市規劃。比如英國對未來城市的發展有5-10年的規劃未來城市的干凈的能源應該達到怎樣的指標，人均廢物應該達到怎樣的指標，城市建筑本身節約能源要達到怎樣的指標。城市水循環、公共交通要達到怎樣的指標，英國都有非常好的指標。這點值得廣州參照。第五是律師等行業的發展。這五大產業假如可以做好，也將對包括兩廣、湖南、江西等華南、華中4、5省提供良好的發展范本。

　　“全世界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始終走在前面的城市，基本上很多東西是共同的。比如法律越來越合理，惡法越來越少；比如社會治安；比如很細致的從幼兒園一直到研究生院的很好的教育系統；有沒有非常好的文化設施；非常方便的低污染的公共交通系統；非常好的領先的產業部門。這幾樣是決定這些城市一直保持競爭力的最核心的東西。當然房價能保持較低水平也很重要，但很不幸的，全世界最好的城市這這方面都存在問題。現在中國城市的問題卻是，房價只是在一味地抬高，但上述相應的改進卻非常少。”

　　“如果廣州能在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方面可以嘗試跟透明、更多本地居民的參與，更多的對公共負責任、更多地參照國際先進經驗，更少浪費資源，做出很重要的改進，已經是了不得的事情。”丁學良表示。

　　作為智力開放很重要的指標，廣州現在有多少公共圖書館？廣州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建造了多少公共電腦使用場所、廣州有多少博物館？這些都與智力開發有關。

　　總說中國人口密集、土地緊張，歐洲的人口密度大多了，但到一個城市里，城市的歷史、民俗、文化、環境都令人很羨慕，我在中國內地跑來跑去根本找不到一座這樣的城市。內地這些年來做出來的房子是一樣的，鋪出來的道路是一樣的，中國現在是千城一面。每個城市都有一條步行街，但從來沒有想到去模仿人家更細膩，更好的東西。我對于中國城市這些年的發展，感到非常悲哀。不該拆的東西拆了太多，不該花的錢花得太多，而該花錢的地方花得太少甚至不花。

　　廣州不需要跟國家的首都比，首都第一有錢，第二有權。也不要跟外國的首都比，要跟他們非首都的大城市比，就有很多受啟發的地方。比如德國的慕尼黑和克隆，法國的里昂，英國的曼徹斯特，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日本的橫濱，都可以跟他們比一比。另外，和香港、臺灣的高雄，也可以比一下。

　　本報記者 張曉華 香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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