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采】

　　 無論是唱多還是唱空，喬治·索羅斯(Geoger Soros)的每一句話都值得傾聽。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后，他突然大肆唱多、褒揚政府調控、盛揚中國機會，每個接觸到的人都在不禁地question——索羅斯從“看空高手”變成了“看多先生”了？

　　 這位長期標榜“推動市場”的人，金融危機之后，多次撰寫文章“批判”市場，轉而呼吁加強政府的作用，甚至國有化。最富有戲劇性的是，索羅斯的中國之行，這個老牌的市場萬能居然與中國市場萬能的小字輩學者交鋒。

　　 或許是年近八旬之際，索羅斯真的“回歸”了；或許用索羅斯自創的“反身性理論”(reflexivity)以及其后升級版的“交互反身性理論”(interference reflexivity)來解釋，人們對于索羅斯本人的認識，也正如他描述的對市場的認識那樣，是“無法了解和無法徹底探究真實”，是易錯的，是相互影響的。

　　 正如他在《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寫到的那樣，“……人們不是根據他們所面對的實際境況做出決定，而是憑自己對境況的感知和解讀做出決策，他們的決策對境況產生了影響，而境況的變化往往又改變了他們的感知……”我們眼中的索羅斯，只是我們根據自己的感知和解讀做出的認識，而索羅斯的頻頻“出線”，也讓我們有更多接近“無限真實”的有限機會。

　　 索羅斯的變化，幾乎是在一瞬間發生，再次告訴我們，各種因素在以各種方式起作用，幾乎不可能有任何靜止的事物。

　　 至少，可以確定，在宣講“哲學”的同時，在6年前退休之前“將Quantum從一家風格激進的對沖基金變成一家更穩健的捐贈基金”(索羅斯自己的評價)之后，索羅斯依然是個商人，機會、賺錢、生意依然在他的血液里，他即將在中國開始“新生意”：做PE(私募股權投資)，并投資QFII(境外合格投資機構)。

　　 【原聲】

　　 是“反身性理論”(reflexivity)讓你成為成功的投資者嗎？

　　 “是的，我在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就發展了這一理論，當時我還沒有進入股票行業。那時候金融市場是整個市場的一個實驗室，這就是為什么我可以實踐我的理論。我的理論未來可以被更加證實也會發展得更好。

　　 我看到在中國比在美國有更多有趣的哲學問題，美國人一般對哲學不敢興趣，他們的思維就是解決問題，不想思考更深。我發現我的哲學在中國比在美國引起了更廣泛的興趣。中國人對我的理論的熱情遠高于美國人，也許我的理論和中國哲學有些相似的地方吧。

　　 但是作為一個投資家，思考的過程和你預期的完全不同，例如匯率，這里有很大的隨機性和各種各樣的可能，或者是利率的差別，也可能是增長率的差別。

　　 而市場是變化莫測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政策變化、區域性變化等等。在外匯市場，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所以果斷制定正確的決策是成功的關鍵。

　　 不幸的是，金融市場的崩潰造成了更大的經濟的不確定性，而這些都是來自其內部的原因，不能證明我的反身性理論。

　　 如何解讀當前的金融危機？中國所發揮的作用會有多大？

　　 “這次的危機要比1929年的危機還要嚴重。在1929年的時候，債務和信貸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百。在1932年，這個比例達到了250%。

　　 在2008年，這個比例達到360%，所以這次的危機規模要大得多；而且這次的危機深入到各個行業，涉及面非常廣泛，而在1929年的危機并沒有這樣的規模。

　　 信用的危機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所有的是經驗以及不讓蕭條出現的決心。經濟活動能力的降低導致了整個經濟的崩潰，這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是出現過的。這就是為什么政府要想盡一切辦法防止債務崩潰。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通過廉價的高效的勞動力創造了巨大的價值——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的銀行具有很強的‘免疫力’，所以沒有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你們有這些強大的國家信用的支撐，投資到可能不是美國而是像巴西這樣的地方。所以中國在這次全球性危機中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因為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中國經濟)具體的問題在哪里。我知道有很多問題，我也意識到了一些。不管怎樣，中國正在以一種沒有誰能夠預料到的速度發展壯大。其中肯定會出現很多問題，但我希望中國的領導層不要在這場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因為你不能完全拋開世界銀行體系而獨自保全自己，這也意味著需要通過一些國際合作來完成。我希望中國、美國和其他的國家可以找到挽救(金融)體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