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飛

　　在輿論面前，地方融資平臺仿佛成了萬惡之源。

　　其實如果與當年政企不分的“XX項目指揮辦公室”相比，這起碼已經進步許多。當年的“指揮辦公室”通常都是由政府官員臨時抽調組成，而銀行資金調用通常也是領導們的一句話。利息已經是不值一提的小問題，如果“指揮辦公室”無力償還本金時，通常債權人也是無從追討，因為這些本來都是臨時抽調公權部門的領導。鑒于類似方式的極低效率，以及信用混亂，2009年國家才會推廣所謂融資平臺。

　　其實此類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并不罕見，海外在處理許多帶有混合性的公共產品時，經常都會建立類似的平臺。例如香港地鐵公司，地鐵通常都是造價昂貴，而且短期回報難以預計的項目。但香港地鐵1979年投入運營，僅僅用了12年時間就轉為盈利，并且曾一度利潤達30億元。其實這30年來，政府投資的建設費用不足1/3，大部分都是適用融資籌集等方法。其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地鐵沿線的土地運營、物業開發。

　　正是由于近鄰的經驗，內地許多城市在發展城建、地鐵等公共產品時，紛紛效仿。之所以南橘北枳，問題其實也不難理解，雖然香港地鐵公司屬于特區政府所有，但其運營完全按照市場規律，土地能貸多少便負多少債。可是這在很多地方看來順理成章的事，卻在內地180度轉彎。

　　在2009年經濟“保八”的緊要關頭，中央的指揮棒給予了地方政府組建融資平臺的權力。于是國內的融資平臺變成了兩類。一些原本就是“XX項目指揮辦公室”換了張門牌就成為了地方融資平臺，名字換了但他們使用的依舊是原來的行政手段，抽調注冊資金、子虛烏有的抵押品、空殼公司紛紛出現。

　　另一方面，原本一些市場化運作的融資平臺在上述項目的襯托下，顯得身價大增，銀行紛紛搶著“塞錢”。安信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高源表示，“2009 年如此高的信貸投放中，由于銀行間競爭的激烈性，不排除個別銀行降低放貸標準。”于是原本估值100億元的土地，被放大到200億元、300億元，甚至500億元。

　　6萬億元、10萬億元的地方負債的確讓人觸目驚心，其實地方負債問題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按照當時的地方負債與財政收入比較，有研究者推斷國內早就應該爆發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很幸運，這種危機沒有發生，因為當時的研究者忽略了中國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早有研究表明，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地方“第二財政”實力雄厚，部分沿海地區其規模占據了地方總收入的一半，甚至70%。于是它們成了當年地方債務危機的大救星。

　　現在這一救命稻草又一次被抬上了神臺。但土地財政是有盡頭的，越來越高的地價已開始影響普通市民的生活。于是一個惡性循環出現。過高的地價、房價會直接綁緊中國的經濟；但如果地價不再上漲，地方政府的土地資金鏈繃緊，融資平臺的債務就轉向地方政府；如果地方破產最后只能中央買單；又假設中央也無力支付這10萬億元債務時，惡性通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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