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

　　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31日訊 (記者 李力) 當前，中國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中國有關“三農”政策的落實情況，以及中國的“三農”問題，尤為引人關注。為此，外交部前不久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深度解讀中央有關“三農”政策，并就中國的“三農”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作為曾連續7年參與起草中央一號文件的著名經濟學家，韓俊回答了來自美聯社、路透社等50余家中外媒體記者的提問，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耕地保護、民工荒以及城鎮化發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

　　一、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貧民窟”現象？

　　針對這個問題，韓俊談到，中國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沒有出現個別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進程中出現的農業萎縮、農村凋敝的現象，沒有大量農民因為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成為貧民，從而導致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現象。相反，中國農業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

　　韓俊表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國政府一貫重視和致力于解決“三農”問題，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歷屆中央領導分別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農業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論斷。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農村的面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水、電、路、氣、房等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教育、醫療、衛生、最低生活保障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事業飛速發展，糧食連續六年豐收；農民收入連續六年保持較高增長速度；農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農村面貌日新月異。

　　“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國家制定的惠農強農政策。”韓俊認為，自2004年以來的連續7個一號文件充分表達了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政治意愿，提出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新理念，初步形成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政策體系。

　　韓俊強調，在所有的政策當中，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這就給農民吃了一顆“長效定心丸”，讓農民成為土地的經營主體和受益主體，農民的土地權利會得到長久保護。在中國，一家一戶的承包經營制度不能變，絕不能讓農民失地，不鼓勵大企業到農村搞土地兼并，不鼓勵搞發達國家那樣大規模的農場。

　　韓俊認為，中國的農村土地政策有三大優勢：土地定權，農民定心；農民家中有地，才能進退有據；土地是集體的，承包權是農民的，農地農有，歸農民使用。正是因為有這三大優勢，才有利于避免中國出現“貧民窟”現象，這是中國農村長治久安的基礎。

　　二、中國的糧食安全存在新的隱患嗎？

　　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務工后，土地是否被撂荒？對中國糧食安全有怎樣的影響？這是當前中外媒體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

　　韓俊表示，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確實對糧食生產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一方面農村缺乏青壯勞動力，同時農民進城收入提高后，消費的糧食、肉、蛋、奶的數量都會增加。

　　韓俊說，雖然中國糧食連續六年豐收，糧食生產能力已經穩定超過5億噸的水平。目前中國的糧食形勢也處于供求基本平衡、庫存非常充足、糧價基本穩定的狀態，但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因為，目前這種供求平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強制性的，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干預；同時，這種平衡是一種緊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因為種糧對農民來講效益太低，種糧對地方政府來講太不劃算，如果我們一旦忽視糧食生產，糧食馬上就有可能出現滑坡。

　　因此，為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穩定糧食生產，要繼續增加對農民的種糧補貼，要提高對糧食的最低收購價。現在有“兩個杠桿”確保不讓農民種糧倒貼錢，一個是補貼，另一個是價格。

　　最近中國政府剛剛提高了對稻谷主產區的糧食最低收購價，這就是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相關政策的實際舉措。同時，國家也加大了對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加大了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的力度。相信這些舉措對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對維護中國糧食安全會有積極推動作用。

　　針對中國大量進口大豆等油脂油料問題，韓俊回答說，依靠中國現有的土地，無法實現所有農產品自給，必須有選擇性地依靠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同時，中國也在積極發展木本油料等方面的生產。

　　三、中國的耕地數量和質量是否“雙下降”？

　　在中國推進城鎮化進程中，耕地數量是否在減少、耕地質量是否在下降？中國如何平衡城鎮化發展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

　　韓俊對這個敏感問題毫不避諱，他說：我國人均耕地少，人均不到1.5畝耕地。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必須保有一定數量的耕地，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可逾越。而現實中耕地保護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優質耕地流失速度驚人。同時，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將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今后建設用地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農用地特別是耕地保護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

　　因此，中國實施兩個最嚴格的制度：一個是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另一個是最嚴格的集約節約用地制度。

　　韓俊認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建立基本農田保護利益補償機制，就是要更注重以經濟補償手段來保護基本農田。

　　韓俊說，中國之所以提出要建立最嚴格的集約節約用地制度，是因為現在的土地利用還非常粗放。如果按每個城鎮人口平均用地來計算，中國城鎮人口的用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城市熱衷于 “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建了不少脫離實際的寬馬路、大廣場、大草坪。有些地級市、甚至縣城的廣場蓋得都非常大，一些地級市用一、兩千畝土地來蓋廣場的例子并不少見。

　　韓俊表示，建立最嚴格的集約節約用地制度，還要強化經濟手段，發揮市場作用，因為土地太廉價，拿到土地太容易。

　　與此同時，中國土壤質量退化也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韓俊認為，首要原因是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肥。目前，政府在積極指導農民科學施肥，國家正在推廣測土配方施肥項目，已讓幾億畝耕地吃上各種肥料合理搭配的“營養餐”。同時，也積極鼓勵農民多施農家肥，更多地生產綠色和有機農產品。

　　第二個原因是耕作技術存在問題。很多村莊沒有大型拖拉機，無法對土地進行深耕。比如黑龍江農村，農民只用小四輪耕地，而小四輪的耕作層很淺，長期如此，土壤質量肯定要退化。現在，國家正在通過政府補貼，資助農民購買大型拖拉機，鼓勵農民對土地進行深耕。

　　第三，工業污染、重金屬污染向農村轉移擴散。中國剛剛完成重金屬污染全國普查，已制定了防治重金屬污染的規劃，正在實施有關治理項目。

　　韓俊說：“我認為，在中國，提高耕地質量與保護耕地數量同等重要！”

　　（責任編輯：施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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