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人民幣升值與否，正是時下國內外談論的熱點，也是2010年我國經濟領域需要面對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時至今日，人民幣是否應升值、升值多少仍未形成共識。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二十五年前日元升值的“教訓”在國內為眾所周知。實際上，當時日元升值確實帶來了日本泡沫經濟等問題，但其中更多是政策調控失當所致，而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本企業經營模式轉型的努力，及日本國力因日元升值所享受的正面拉動，也不宜忽視。這或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問題并不宜被泛政治化，反更應以平常心對待，既強調有負面效應需疏解，也要看到其中正面的因素與機會。

　　按照美國初衷，1985年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的國際協調會，確實是希望通過各國政府干預，通過美元貶值，增加出口，改善美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狀況。從1985年到1988年，各西方主要幣種兌美元普遍升值，其中，盡管日元升值超過86%，但同期，西德馬克升值了70.5%，法國法郎升值50.8%，意大利里拉升值46.7%，英鎊也升值超過37%……其他國家并未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問題。這至少說明，“廣場協議”、日元升值與日本嚴重的泡沫經濟問題并無必然聯系，日本政府才應對泡沫形成、破滅及后續系列問題承擔主要責任。

　　并且，日元升值之后，日本企業通過積極努力，也確實實現了“化危為機”。在1988年和1992年，日本貿易順差仍分別達775.6億和1066.3億美元；同期，經常收支盈余分別為796.3億和1175.5億美元。

　　日元升值不僅并未損傷日本國力，反而幫助鞏固了日本的經濟強國地位。日元升值后，迅速躋身儲備貨幣行列，日本也得以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心，擁有了近似于美國，靠印刷紙幣收取他國“鑄幣稅”的權利。同時，隨著日元升值，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并購成本進一步下降，日本國民可支配財富的實力進一步上升。迄今，1億多人口的島國日本，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廣場協議”所針對的貨幣升值另一個對象———昔日的西德，更在協議簽訂后的十年內，完成了“兩德”統一大業。

　　客觀地看，美國啟動“廣場協議”談判之前，曾有人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合理的日元兌美元估值在120：1，而當時實際匯率是250：1，而事實上，在1987年底日元觸及120附近后，連續二十年，日元匯率都圍繞這一位置震蕩。

　　具體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有關爭論，筆者以為，當前我國政府一方面確需要表明態度，即以扭轉中美貿易收支為重點的人民幣匯率調整是不切實際的，但當宏觀因素均支持人民幣兌美元進入長期升值通道時，決策層更需要高度關注并盡早處置顯著的資產泡沫風險，以日本政府坐視房地產泡沫所引致的慘痛教訓為鑒。

　　在升值與否的問題上，光有戒心而沒有準備，是不會得到機遇垂青的。

　　□沈洪溥（北京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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