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3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經濟數據顯示，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5.4%，無論是CPI還是PPI都超出了市場預期，不過大部分市場分析人士都認為，通脹目前并不嚴重，加息沒有必要。

　　2月份統計數據顯示，無論是投資、消費、進出口的數據都非常強，中國經濟在政府的強力刺激下，的確表現出劇烈反彈甚至亢奮的勢頭，即使在對中國是否已經克服危機、走上正軌方面有一些疑惑，但是第一季度的高數字是確鑿的。而且2月份的CPI已經超過一年期存款利率，“負利率”闊別一年多后看上去又回歸了。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反對加息的聲音認為2月份的數據是“偏中性”的，加息應當在6月份以后，這其實隱含著他們對通脹不斷走高的判斷。既然已經存在“通脹將會不斷發展”的共識，那么為何不預先進行預期管理？

　　坦率地說，或許應該支持盡早加息。但是整個學術界，尤其是國際經濟學界正在彌散一種“反思宏觀經濟學”的思潮，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指責之后，新添了“低通脹原教旨主義”指責。諷刺的是，提供指責“低通脹原教旨主義”的思想彈藥的重要人物是IMF首席經濟學奧利維爾·布蘭查德，他發表了抨擊過去尊崇的“低通脹目標”思想。他認為，將通脹保持在2%左右的目標是很糟糕的，應當將通脹目標放在4%的溫和水平，因為“如果一個國家不容忍較高的通脹，那么該國的利率水平也不會較高，一旦金融危機發作，央行削減利率的空間就太小了……”

　　布蘭查德似乎是“尼采”，要重估一切基本價值，他試圖將1996年懷俄明州Jackson Hole全球央行會議上達成的“低通脹”原則完全顛覆掉。諷刺的是，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者在1997年之后對“華盛頓共識”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代表組織IMF實施連續多年的羞辱之后，現在無論是IMF還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都是由一批喜愛調控的大政府主義者完成了全面的接班。這些凱恩斯主義者善于進行各種曲解，急不可待地丟棄過去的原則。例如他們竟然認為，日本衰退十年提供的經驗證明了日本央行使用泰勒規則來保持1%的通脹目標是錯誤的，這造成了日本長期通縮。這種英美式指鹿為馬的判斷幾乎遭到日本本土經濟學家的鄙視，日本經濟學家Takatoshi Ito在其論文《Great Inflation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in Japan》反復闡述了日本央行加息的緩慢和對通脹的容忍導致了空前的惡果。

　　將美國次貸危機發作后，形成的暫時性片段性通縮，看作是“過去一味關注低通脹”所致，有點莫名其妙。格林斯潘都承認美聯儲剔除了CPI很多重要指標，造成了危機前的低通脹印象，并以此延續低利率政策。也就是說，美國危機恰恰是當權者隱藏了高通脹、不關注經濟體系內的相對價格變化，對泡沫采取“鼓勵”的態度，認為泡沫可以對抗衰退。而中國是否也有這樣的特點？值得商榷的統計體系和與民眾感受完全不同的統計數字(例如對房價全年增長1.5%)，央行對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否有足夠的敏感和關注？溫和通脹是一種“穩態”路徑，是否真的對未來不產生扭曲，這些都需要謹慎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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