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相關媒體報道的一月份新增信貸規模出現了兩個數字，并且這兩個數字的差距達5000億元規模之巨——新增信貸接近于1.6萬億元與降低至1.1萬億元以下。如果不推遲公布的話，央行將在年前給予我們準確答案。

　　 無須諱言，面對一月初國內信貸再次暴露的信貸井噴苗頭，監管部門采取嚴格的監管舉措緩解商業銀行非理性的信貸沖刺是必要的，監管部門在這場與商業銀行的信貸弈局中發出的威懾信息是有成效的。不過，如果需要產生持續的威懾力，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央行等博弈對象實質上是商業銀行背后的客戶。表征觀之，銀行貸款實質上是商業銀行代替存款人向貸款人發放貸款，商業銀行借助專業的風險管理能力和中間人角色獲得相關的服務收益。鑒于當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傾向于政府與企業，銀行最主要的儲戶為各級政府和企業；同時，從貸款主體上，目前銀行貸款人主要以地方政府和國企為主。根據金融系統的信用貨幣創造的發生機理，初始存款派生貸款，隨后貸款衍生存款再形成貸款。顯然，導致去年全球信貸井噴和今年元月信貸井噴問題的主要支撐力量，恰恰是各級政府的刺激計劃和各類國企貸款。

　　 事實上，央行等繼續加強信貸額度管制將很可能更加劇私人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獲取金融資源的難度，從而不利于銀行信貸結構的優化，增加了銀行風險資產的風險烈度——高行業集中度風險、政策性風險與信用違約風險等。因此，要治本信貸井噴，既需要降低銀行信貸與政府和國企的黏度，更需要適度適時地尋求合適的退出時機。

　　 同時，舒緩商業銀行的信貸井噴沖動、促使商業銀行改善和優化信貸結構，降低風險資產的過度集中度風險等，監管部門通過強化對商業銀行的合規監管和經濟資本要求，要相比把其行善之手直接插入商業銀行市場行為的心臟要更具效率、成本也更低。

　　 有效的信貸額度管控與信貸結構調整和信貸風險高企存在突出的兩難悖逆問題。而若有關部門調節這一兩難悖逆，那么，一旦未來這些監管部門指導的信貸出現不良資產，如何責任歸位，是否算作政策性不良資產？顯然，這不可避免干擾了銀行的風險管控系統。

　　 由此可見，直接干預式的信貸額度管制和信貸結構調整隱含的副作用較為突出，也存在兩難悖逆的相互牽制風險。如果央行、銀監會等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回歸到合規監管的軌道，有助于從根本上突破當前橫亙在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市場行為間的悖逆命題。具體而言，銀監會等監管部門應該把監管重點放置于加強信貸市場的信息透明度監管、防護性保障等合規監管層面。一方面，為限制商業銀行的信貸井噴沖動，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和避免商業銀行變相轉移存量信貸資產——通過回購式信貸類信托理財產品和信貸資產證券化，虛假出售存量信貸變相繞過資本充足率的硬約束。

　　 另一方面，通過調整銀行不同風險資產的風險權重系數，引導商業銀行優化信貸結構，降低銀行信貸資產集中度風險、高市場風險資產和違約風險資產。比如，為降低商業銀行信貸過度集中房地產行業，監管部門可以根據市場狀況適度提高房地產行業貸款的風險權重系數——由目前涉及房地產貸款的風險權重系數為1改變為1.5，即同樣1個億的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房地產占用的銀行經濟資本是貸款給風險權重系數為1的其他行業的1.5倍。

　　 總之，通過強化銀行系統的透明度監管、防護性保障，以及強化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等，對遏制商業銀行信貸井噴沖動的成效要更高至少不低于直入信貸市場心臟的信貸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