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配置黑手理應“永久性退場”

　　 隨著南勇和楊一民這兩位中國足協副主席被“遼沈8·25專案組”帶走調查，可以預見，中國足壇的掃賭反黑運動進入了一個小高潮。

　　 公眾可以想象到在這個賭球事件中會涉及到不少球員、教練、俱樂部甚至足協的工作人員。但是對于中國足協的最高領導人被協助調查的消息，絕大多數人感到震撼。

　　 2001年“甲B五鼠事件”以逮捕龔建平而草草收場，司法機構也沒有進一步調查。但此次的掃賭反黑，估計將會牽出一大批圍繞著賭球鏈條的利益相關者。我們最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中國足球會淪落到系統性賭球的境地？

　　 我們必須將時間回溯到1992年中國足協的紅山口會議。以改革為主題的紅山口會議，選擇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標志著專業足球時代向職業足球時代的轉變。

　　 足球的職業化，實際上就是足球的市場化。市場經濟最為基本的特征就是市場中的參與者是有著獨立利益訴求的主體。以前聯賽的參與者是各個省市的專業運動隊，但是自93年以后，俱樂部成為了聯賽的參與者。職業聯賽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足球的生態環境，足球運動從一個單純由國家財政撥款的事業變成了各俱樂部的營利活動。也正是各個俱樂部有著獨立的利益訴求，俱樂部才有了打好比賽的沖動，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獲得更多的球迷的關注，才能夠獲得更多的贊助商。

　　 伴隨著足球的市場化，相關的制度化建設——或者說是游戲規則——并沒跟上。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為聯賽組織者的中國足球協會，并沒明確自己在聯賽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足球運動的管理者——因為它和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合二為一，同時又是和聯賽的獲益方——職業聯賽的絕大部分的商業活動都是由足協所屬的福特寶公司負責開發。設想下，當一個機構既是游戲的參與者，同時還是游戲的裁判者的時候，你還能夠指望該機構在這個游戲的過程中公平公正嗎？那些為了獲得更多的贊助、想吸引更多球迷注意的俱樂部，當然會將足協作為尋租方，從而獲得自己的利益。而在一個沒有外部制約力量的封閉環境中，足協的相關工作人員也會滿足于該種角色定位，從而攫取自己的私利。

　　 當然，這并不是職業化后才出現的問題。只要是游戲的裁判者在獲得了不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權力之后，都會出現。只不過職業化后由于商業力量的驅使，使得裁判者們獲得的收益更大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球員涉及打假球，俱樂部操縱裁判來控制比賽等丑聞。沒有外部力量制約，專業化的競技比賽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只是表現形式不太一樣。在非市場化情況下，這種黑幕往往表現為領導打電話和批條子，但在市場經濟下，這些就直接以金錢來表現。而在權力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則是又打電話又撈金錢，權力和金錢高度緊密結合，自然形成足球的系統性、集體性腐敗。

　　 因此，在掃賭反黑結束之后，我們應當做的是給職業聯賽這個游戲制定一個公平的競賽規則，理清足協和俱樂部，裁判和球隊，教練和球員之間的利益鏈條，通過各種機制——既包括行業的內部自律，讓足球俱樂部以協會形式建構聯賽方式。主管的足協權力受限，讓其“虛無化”。同時也包括外部的司法監督——控制各種利益輸送。換言之，就是以法治化來促進聯賽的市場化。沒有法治的市場經濟會變成裙帶資本主義，同樣，缺乏法治的職業聯賽也只能是成為假賭橫行的聯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