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晨

　　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已結束10天。不過，關于此次大會的成敗得失，仍然眾說紛紜。

　　有些人認為，哥本哈根大會是一次成功的會議。比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說，大會是成功的，是“朝正確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有人認為，哥本哈根會議無果而終，綠色和平組織就在給CBN記者的郵件中對哥本哈根大會的最終成果表示極度失望，稱大會在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兩大問題上都是失敗的。

　　事實上，記者在哥本哈根大會現場就耳聞了對此次大會的各種評價，有些評價甚至非常極端。當時，各種未經證實的傳言也在各國媒體圈里傳播，“謠言滿天飛”是最后時刻會場內氣氛的真實寫照。

　　現在，大會已經結束，這給了我們一個更冷靜的環境，來排除各種雜音的干擾，思考此次會議的得失。

　　“失敗說”背后的4種力量

　　“失敗說”的背后活躍著至少4種力量：其一是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它們對此次會議的期望值很高，一方面試圖達成一個全面的、強有力的協議，占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導地位和道德制高點，另一方面企圖利用這樣一個協議，迫使發展中國家承擔與其義務和能力不相稱的量化減排責任，同時讓自己占據未來低碳產業與相關金融業的制高點。

　　其二是一些非洲國家、小島嶼國家、生態脆弱國家，它們原本希望哥本哈根達成的協議能解決它們的生存、環境與發展問題，但最后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與其期望有很大差距。

　　其三是不少環保組織。它們也對此次會議的成果感到失望，認為沒有給發達國家設定預想中的量化減排目標，以及將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有的環保組織主張1.5攝氏度）的愿景，沒有拿出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

　　第四是以一些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對大會的程序不滿，因此出于程序正義與維護聯合國機制的考慮，對哥本哈根協議作了公開抗議，并以投反對票的方式予以表達。

　　這四方面的力量各有各的考慮，它們發出“大會失敗”的聲音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項成就仍應予以肯定

　　我們從哪里來，決定著我們去向何方。要想在各種論調與傳言中找到方向，必須回到哥本哈根大會之前，審視哥本哈根大會的預設目標。

　　在此前很多人看來，哥本哈根應該是一段行程的終點。而這段行程起點就是印尼巴厘島。按照預定的安排，哥本哈根大會是一次完成巴厘路線圖授權下的談判的會議。

　　2007年12月的巴厘島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制定的“巴厘路線圖”，主要包括三項決定：一是旨在加強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的決定，即《巴厘行動計劃》，其中包括減緩、適應、資金、技術四大議題；二是《京都議定書》（下稱《議定書》）下發達國家第二承諾期談判特設工作組關于未來談判時間表的結論；三是關于《議定書》第9條下的審評結論，即推動《議定書》的發達國家締約方在2012年前切實履行其第一承諾期的減排承諾。

　　“巴厘路線圖”確認了《公約》和《議定書》下的“雙軌”談判進程，并決定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最終完成談判，將《巴厘行動計劃》中的原則落實為法律協議和具體條款。從這個角度，可以評價哥本哈根的得失。

　　記者認為，從“巴厘路線圖”的視角看，哥本哈根大會達成的成果應當受到肯定。

　　第一，哥本哈根大會確認了《公約》與《議定書》，特別是《議定書》的法律地位；大會仍然沿著“巴厘路線圖”——特別是雙軌制的談判方式——來進行。可以說，這是哥本哈根大會的最大成功之處。

　　如果將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談判比作“爬山”，那么《議定書》就好比是大本營，“巴厘路線圖”就好比是地圖。有了“大本營”，就可以鞏固既有成果，圖謀向前發展；有了“地圖”，就不至于偏離方向導致迷路。

　　這一看似完全應有的成果，得來并不容易。美國一直試圖規避其在《公約》下作為發達國家應盡的義務，對《議定書》更是幾乎一直公開反對。而大會的主辦國丹麥，出于急于將美國拉入減排機制的目的和其他考慮，在會前就草擬了一份“丹麥提案”，主要內容上均大幅度向美國妥協，并傾向于單一協議，這偏離了雙軌制，乃至有架空《議定書》工作組（實則是架空《議定書》）的傾向。

　　在會議期間，丹麥方面再次置原本已經達成的《公約》與《議定書》兩份主席文本于不顧，采取“貍貓換太子”的手法，向與會國家的談判代表提供丹麥自己的文本。后來，經過以中國、巴西等為代表的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極力反對，這個丹麥文本才最終被撤下，雙軌制談判格局得以維護。

　　在具體層面上，《公約》下的長期合作行動工作組（LCA）和《京都議定書》下的工作組（KP）分別提出了主席文本，這本身就是在雙軌制這一正確方向上邁進了一步。雖然這兩個主席文本尚有很多不足，不少核心內容還是空白或“選擇題”，需要進一步的談判來作“填空”或“選擇”，但畢竟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鎖定了談判已經取得的進展。因此，這兩份主席文本應當被看做是凝聚共識的產物，應當予以肯定，并在接下來的氣候談判中作為依據。

　　第二，在大方向大體確定的基礎上，哥本哈根協議鎖定了各方已達成的一些成果。這份協議盡管沒有對發達國家在《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義務作出硬性規定，盡管沒有得到所有《公約》締約方的一致認可，盡管不具法律效力，但仍可看做是目前各方共識的最大公約數。

　　在一些具體內容上，協議也確認了此次談判中的一些積極成果。例如，兩個附屬工作組——《公約》下的科技咨詢附屬機構（SBSTA）和執行附屬機構（SBI）都完成了談判，形成了決議，并向《公約》各締約方提交了報告。其中，森林保護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重視。可以預見，森林保護與發展將得到更多的資金、技術與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

　　第三，超過100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親臨氣候變化大會，將大會變成了峰會，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義，表明各國已將應對氣候變化看做超越國別的人類共同利益。按照“巴厘路線圖”，此次哥本哈根大會由工作組會議和部長級會議兩部分組成。可以說，領導人的到會在某種程度上還超越了巴厘島大會對哥本哈根大會的期望。

　　在歷史上，各國領導人出于共同目標而聚集一堂曾有先例。以1848年維也納和會為代表的“歐洲大國協調機制”曾是解決人類內部沖突的模式。以2000年“千年首腦會議”為代表的聯合國機制，是解決人類共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的模式。而哥本哈根大會則可看做各國領導人聚集起來創造更美好生存環境的協商范式。

　　三大遺憾留待明年解決

　　不過，我們應當承認，比照“巴厘路線圖”的要求，此次哥本哈根大會仍有不足之處。這些不足，要留待明年在墨西哥舉行的《公約》第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16）和《議定書》第六次締約方大會（CMP6）來解決。

　　首先，此次大會沒有完全實現“巴厘路線圖”的預定目標，在規定時間內沒有到達“目的地”。雖然在一些技術性問題和細節問題上達成一致，并出現了諸如森林保護等亮點，但在最關鍵的《議定書》發達國家締約方第二承諾期量化減排、非《議定書》締約方的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參照締約方進行減排、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與技術轉移方面，都沒有達成具體協議。

　　因此，完成“巴厘路線圖”授權下談判的任務被留給了墨西哥氣候大會。談判時間的延長，意味著留給制定《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目標的時間縮短，意味著全人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遭受更大損失，也意味著未來的談判將有更大變數，中國自身可能也將受到更大壓力。

　　在今后的談判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和非政府環保組織應進一步明確“主攻方向”，即歐盟等發達國家信守承諾、進行深度減排，美國參照締約方進行減排，落實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出資承諾與技術轉讓機制。只有認清主要矛盾、集中火力，才能在墨西哥達成一份公正、積極而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第二，此次大會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一些發達國家試圖“雙軌并一軌”的企圖。大會的最終成果文件，并非曾被譽為“黑暗中的一線曙光”的兩份主席文本，而是一份政治協議。一些發達國家是否會繼續追求單一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將發達國家的減排與發展中國家的自愿減緩兩個不同性質的行動掛鉤，是發展中國家仍需高度警惕的問題。

　　當然，客觀地說，兩份主席文本本身就是各方妥協的結果，也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過，在兩個文本的基礎上繼續進行雙軌談判，才是未來氣候談判的出路。

　　第三，眾多國家領導人的到場，一方面傳遞了凝聚共識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也在最高層面上暴露了分歧。例如，在領導人發言環節，相互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有些甚至是點名攻擊。總之，領導人的出席，在給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帶來希望的同時，也帶來了憂慮。

　　由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特殊性，氣候政治的格局與國際政治的格局并不完全重合。例如，美國與俄羅斯在國家戰略層面上被認為是有競爭關系的對手，但在氣候談判中卻同屬“傘形國家”集團，立場相近。美國與英國是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上同一戰壕的戰友，但在氣候談判中——至少在表面上——英國對美國的攻擊不甘人后。中國與印度是氣候談判中“基礎四國”盟友，但在邊界與貿易兩大問題上，兩國之間都分歧不斷。

　　此次哥本哈根大會或許將是一個分水嶺。此后，領導人出席氣候談判有可能成為常態。這是否意味著國家戰略與氣候戰略趨向一致，需要國際關系學者認真研究。

　　總之，我們既要看到已經走完的道路，充分肯定既有的成果，也要“向前看”，從現在起制訂明年的談判策略，準備具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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