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倩 谷秀軍 牛娟娟

　　本報北京12月22日訊 記者李倩 谷秀軍 牛娟娟報道 今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2009中國金融論壇”并就貨幣政策目標和工具使用問題發表了演講。周小川表示，目前我國處于經濟轉軌階段，貨幣政策應圍繞多目標設定，還要靈活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

　　周小川指出，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特別是本世紀以來，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都認為貨幣政策目標應該簡單、單一，因而比較流行的是通貨膨脹目標論，也就是央行只對通貨膨脹目標負責。這個做法也在不少國家和相當一個時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但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通貨膨脹目標論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在金融危機的時候，顯然經濟復蘇成為了貨幣政策很主要的目標，如美聯儲將低通貨膨脹和就業作為貨幣政策主要目標，其他國家也各有提法。總之，在克服金融危機期間，僅強調貨幣政策單一目標似乎顯得不夠。

　　周小川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是圍繞多目標來設定的：第一是低通貨膨脹，第二是經濟增長，第三是保持較高的就業率，第四是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我們也研究過是否可以把這四個目標稍微簡化一點，或者是否要向單一目標逐漸演變。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夠深刻，但當時至少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改革轉軌期間的經濟，在市場化程度、貨幣政策的運作機制、傳導機制上肯定與發達國家以及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不一樣，所以一直沒有簡化貨幣政策目標。但我們應對這個問題做一個系統研究。結合目前中國國情來看，貨幣政策堅持多目標具備以下幾個客觀原因：

　　第一，我國貨幣政策多目標各有側重，并不重疊。有人認為，多目標中可能有些目標是重疊的。如強調通貨膨脹目標論的人會說，只要把通貨膨脹率保持較低水平，那么經濟就能穩定增長，GDP增長了，就業率自然也就會較高。再加上對于很多實行自由浮動匯率的國家來講，似乎不太強調國際收支平衡。實際上，我國貨幣政策的四個目標并不重疊。對中國來講，國際收支平衡是很重要的因素，國際收支平衡對貨幣增長量的影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非常明顯，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國家經濟處在轉軌過程中有關系。所以不可能不去關注國際收支平衡。因此可見，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是相關聯的，但不是重復。

　　第二，貨幣政策多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沖突，但這并不代表不能并存，重點是要把握好平衡點。有觀點認為，目標之間還可能有一些是相互沖突的，這就導致在目標之間必須進行取舍：這個目標達到多少，那個目標達到多少，要找到一個折中點。也就是說，多目標不可能是都能達到，需要進行權衡。

　　第三，經濟形勢的復雜性決定了貨幣政策的多目標。一般來看，單一目標非常好衡量，但多目標之間就要有一個加總，加總之前就要有系數，這在優化上會造成困難，因此涉及到多目標的時候往往比較復雜。而經濟實際上是復雜的，需要用比較復雜的思維去考慮。

　　第四，中國經濟目前處在改革轉軌階段，具備堅持貨幣政策多目標的客觀性。鑒于中國經濟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這就需要動態地考慮問題，在當前目標和未來目標之間做權衡。貨幣政策必須考慮支持資源配置優化，考慮能源價格、資源價格和可收費公共事業的改革。因此，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對改革留有空間。否則，單純以通貨膨脹目標論，可能會對改革有所抵觸。

　　周小川表示，中國目前采用“四大目標綜合平衡”的做法是合適的，對應對金融危機也是有用的，但今后還會有不斷的演變，還需要做很多研究。

　　在談及貨幣政策的工具箱中究竟是工具多一點好還是少一點好的問題時，周小川表示，應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他說，過去中央銀行希望貨幣政策工具盡量簡化，尤其是近年來貨幣政策理論的發展強調與公眾的溝通，強調對通貨膨脹預期的溝通和引導，而這個做法自然也就引來了貨幣政策工具“越簡單越好”的必然推論。但就中國而言，單一的貨幣政策工具可能不夠用。首先，因為我們的市場不夠成熟，除了強調與市場的有效溝通外，還需要使用更多一點的工具以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例如，國際上不少國家已經廢棄了存款準備金這一工具，但我們還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占款和對沖等問題，所以存款準備金是需要強調的。另外，除了強調政策利率，我們還強調對利差進行一定的調控，這既與我國轉軌期間金融機構盈利能力有關系，也與我國現階段的風險判斷能力有關系。其次，這次金融危機也提示我們，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具有現實意義，應對貨幣政策工具的種類或者說“工具箱里到底要放多少東西”進行再思考，還要注意研究各種工具之間的關系。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市場金融穩定論壇和金融穩定理事會也在增加一部分調控的工具，這也給我國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