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

　　次貸危機的爆發中斷了“新全球化”，中國經濟也將脫離原有的增長軌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復將需要較長時間，如果中國經濟想要繼續保持較高增長率，就必須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原有動力消失：

　　出口不可依賴、投資不可持續

　　2003~2007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兩方面。

　　國內方面，是新世紀以來出現的住房和汽車兩大消費品的爆發性需求，引導消費需求結構升級，使國內供給結構相應發生改變，能源、原材料和機械、電子產業由此獲得巨大增長。國際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現新浪潮引導中國的出口結構升級，并且使出口成為這時期增長最快的需求動力。

　　正是得益于國際、國內這兩方面的重大結構變化，中國在這一時期保持了持續的高增長。其中，鋼鐵和有色等基礎部門的投資增長率高達120%~170%，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等設備制造業部門的投資增長率高達60%~70%，出口部門的投資增長率也普遍高達50%以上，而同期的投資增長率為31%。

　　但這兩方面的動力都在衰退。

　　國際方面，雖然從第三季度開始美國經濟有所復蘇，但危機并沒有過去，因為美國金融體系龐大的“有毒資產”還沒有得到處理，世界貿易的前景也不容樂觀，關于這一點，我過去發表在《第一財經日報》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闡述。從中期來看，美國要走出危機，需要政府與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過程，這也會大大降低美國的進口需求。由此，未來至少中期內，世界貿易不可能再現新世紀以來的高速增長景象。

　　國內方面，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導致了居民主體的收入增長不能與總體經濟增長同步。發達市場經濟體的中產階級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國內有關研究說明，處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國城市居民家庭僅占15%左右。這就導致了當中國先富起來的部分人口購買了汽車與住房后，多數人口不能跟進，從而難以形成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家電進入家庭為代表的“排浪式”消費，也難以形成像發達國家那樣，由中產階級汽車與住房消費所拉動的長達20年左右的持續高增長。由此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就使投資增長難以持續。

　　為了應對危機，中國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資需求，來對沖出口需求萎縮，但是這種做法包含著一個尖銳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輪巨大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在未來沒有需求對象，就會形成更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基礎設施也有過剩問題，如果用貸款修建的基礎設施由于利用率嚴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資，就會導致銀行系統發生壞賬。

　　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經濟危機再次爆發，政府就不會再有像本次這樣的投資和貸款大幅度增長空間。從這一點看，如果繼續維持在原有的增長軌道上前行，投資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

　　出口不可依賴，投資不可持續，符合邏輯的結果將是中國經濟會減速增長。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復過程中的十年內，經濟增長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1 繞過分配環節帶來兩大難題

　　中國政府顯然認識到了經濟內部的生產過剩矛盾正在趨于尖銳，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資的辦法保增長，會與未來產能的更加過剩產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經把抑制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作為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壓抑過剩產能，一方面抬升消費，希望能由此改變總供求的平衡態勢。

　　這種做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論上卻講不通。馬克思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產的原理早已說明，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環節有四個，即生產、流通、分配、消費。過剩的發生是分配環節出了問題，而我們目前卻只在生產環節打轉，是繞開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這個矛盾。

　　這樣做的結果是，因為儲蓄大于投資的根本矛盾不會消失，壓了鋼鐵和水泥產能，又會出現其他的過剩部門。甚至可能由于中國的產業資本在國內沒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對中國更不利。所以，繞過分配環節，無論想什么辦法也不可能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同樣的道理，企圖通過刺激消費來阻止不斷下跌的消費率，目的也達不到。在不觸動分配結構的前提下刺激消費，短期增加的消費只能是將未來的消費前移，刺激政策導致的消費高峰，必然連接著未來階段的一個消費低谷。

　　而且，由于不觸動分配結構，實際上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會極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來，預期1500億元的“家電下鄉”只實現了500多億元，刺激汽車消費政策則只實現了30多億元銷售額，比原先預想的1300億元相差甚遠。

　　所以，企圖繞過分配環節來解決社會總供求平衡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內可能會有些小的效果，從長期看卻不可能解決生產過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費率。政府目前還希望用促進新興戰略性產業的發展，但這不可能大到替代原有支柱產業投資和出口需求，而且還有市場風險。

　　繞過分配環節來解決問題，還帶來了兩大難題。一是會使宏觀調控越來越困難。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機再次襲來，由于產能過剩、銀行壞賬壓力、投資難挑大梁、消費難以提高等因素，宏觀調控會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機中，中國經濟將難以像這次這樣迅速反彈，甚至可能長期走不出來。

　　二是宏觀調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發展的關系陷入混亂。危機下政府被迫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平臺向國有企業投資，形成了產權增量方面的“國進”；而當前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又以“消滅落后產能”為邏輯鼓勵產業重組與兼并，又會導致產權存量方面的“民退”。這些措施和做法雖然是出自宏觀調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觀上向體制性的回歸，但是卻真正引起了社會上的討論，認為是一種“保增長”旗號下的體制倒退。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環節實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觀調控能解決總供求失衡矛盾，必然會使宏觀調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2 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難題

　　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卻有體制與戰略兩方面。

　　體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財富階層，他們不僅能夠通過勞動獲取收入，也能夠通過生產資料的占有獲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

　　體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認識到的。目前宏觀政策之所以會繞開分配矛盾，也是由于體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決。因為歷經30年改革，中國已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與利益集團。縱觀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大的社會利益格局調整，總是在經歷劇烈社會振蕩乃至革命后才發生的。例如西方福利社會的建立，就是在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直至二戰后打出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基礎被極度動搖，資本家階級才愿意拿出錢來改善工人的生活與福利，由此來穩定社會和保持總供求平衡。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開始建立，直到本輪經濟增長才開始真正從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擺脫出來，在一段時間內“矯枉過正”，收入差距拉開得大一些難以避免，如果現在就對市場經濟體制動大手術，不僅對社會振蕩大，而且很容易讓“先富階層”動搖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從而不利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穩固。所以，雖然由體制因素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須要糾正，但應當采取穩妥、漸進的方式進行。

　　戰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國60年中始終采取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發展戰略，這種戰略使中國在長時期內保持了巨大規模的農村人口。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到2007年底雖然中國已經有5.9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億農村人口。算下來，2007年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只有34%，比統計顯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1個百分點。世界其他國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時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是75%，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時，顯然中國的城市化率明顯偏低。

　　工業化是為城市人口生產商品，因為農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經濟生產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業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給增長，不要需求增長，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生產過剩。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倍，到2008年拉開到3.3倍，所以僅占1/3的中國城市人口，卻在中國全體居民消費中能夠占有超過2/3的份額。反觀日本和韓國，在工業起飛過程中的城鄉差距也有拉大傾向，但最高不過1.7倍，到工業化后期，農村居民還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個先拉開后收縮的過程，就是因為他們的工業化過程是與城市化同步推進的。

　　在中國則明顯是工業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導致當中國的生產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費水平的時候，中國的主體居民——9億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關研究說明，在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要占到60%左右，是導致分配矛盾的大頭。

　　解開中國經濟死結的核心，即在于“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就可以維持20年，年均社會消費額就可以從目前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2008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0萬億元，出口總額按人民幣計算是9萬億元，如果僅國內消費就可以增加10萬億元，則無論國際環境怎樣惡劣，中國經濟也可巋然不動，并且由此走向由內需所主導的長期高速增長新軌道。

　　3 先存量：將農民工及家庭轉化為城市人口

　　應當怎樣推進城市化？我的認識是，應當分成存量與增量這兩個城市化階段，并且必須以大都市圈方向為主導。

　　存量是指已經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億農民工，這些人已經加入了城市就業隊伍，但因為家在農村，所以在城市身居狹窄的工棚，生活消費被壓縮到最低限度，打工收入則基本上寄回農村的家庭。“先存量”的含義，就是先把這部分已經穩定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及其他們的家庭，轉換成城市人口。

　　如果按照農村家庭每戶4人的平均標準計算，扣除已經長期穩定在城市生活的2000萬農村人口，這1億農民工及其他們的家庭進城，就可以增加4億城市人口，從而使中國的城市化率從目前的34%提升到64%。如果把生活在城郊的4000萬農村人口也考慮進去，城市化率還可以上升到67.5%。

　　進入新千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有加快趨勢，大約每年提升0.8個百分點，如果把這4.4億農村人口進城的任務放到十年完成，就要求未來十年間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必須加快到每年3.35個百分點，即比過去十年的速度要快3倍還多。

　　“先存量”的另一層含義，是指必須對現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間進行大規模調整。中國是人均耕地資源稀缺的國家，又不能像日本、韓國這樣的人口小國那樣把吃飯的來源放到國外，所以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吃飯與建設的矛盾必然會比東亞地區的任何經濟體都尖銳。

　　但是一方面中國的可用土地資源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嚴重浪費，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現有城市的容積率過低，從城市建筑面積與城市建成區相比的“城市毛容積率”看，日本的大城市是2，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分別是1.2和1.6，而在內地，即便是高層建筑最多的上海也只有0.8，到2007年底全國平均只有0.5。

　　如果有4.4億農村人口進城定居，就等于中國的城市人口要增加1倍，按照目前的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就需要再占6000萬畝耕地，而這還沒有到頭，因為中國的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城市化率還應繼續提升到90%，就是還要再增加4億城市人口，還要再占6000萬畝耕地，這是中國的國情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必須把中國城市的容積率普遍提升到2以上，如此才能在城市新占耕地面積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完成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必須與原有城市圍繞提升容積率的改造平行推進，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斷擴容來承接更多農村轉移人口，而不是新建許多新城市的方式進行的。

　　農民進城轉變為城市居民，原有在農村占有的宅基地和承包田就必須交出，這樣就可以增加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占用量，從而提高他們的財富水平，使中國的“三農”問題得到解決。農民進城需要住房和社保這兩項基本保障，所以國家應以進城農民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為交換條件，為他們提供這兩項基本保障，這種“二換二”的模式將把大規模城市化和農村的“新土改”有機聯系起來，即在農村中最先允許自由流動的土地，是進城農民交出的土地。

　　對于生活在城郊地區的農村戶口居民，由于他們的土地早已以“小產權”形態租給城市各類經濟體使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中國的“新地主”階層，對他們轉變成城市戶口的處理就要有區別，就要用“贖買”方式進行，即不僅要給他們以城市的社會保障，還要以城市商品房所有權來交換他們的土地所有權。

　　有些人擔心，如果中國展開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讓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會形成類似東南亞和拉美地區那樣的大規模城市貧民居住區。這種擔心雖有道理卻無必要。東南亞和拉美地區大規模貧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這些地區都普遍缺乏資本，所以城市資本無法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在農村發生的豪強兼并土地，又把大量農民驅趕到城市，所以在城市邊緣地帶聚集了大量貧困人口，形成貧民窟。

　　但是中國不存在資本不足問題，目前僅銀行存差就高達19萬億元，只要中國的農村人口能與城市的龐大剩余資本相結合，就可以產生現實的生產力與消費力。具體的做法，作為城市化的啟動投入，可以考慮先由政府發行長期城市建設公債，一方面可以用作農民工進城的住房建設來源，另一方面可以用作對城市企業為吸收農民工就業而擴大企業規模的投資補貼。

　　4 再增量：向大都市圈方向發展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決現有農民工進城后，后續的4億農民進城問題。這里面包括兩方面事情，一是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二是構建大都市圈。

　　“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政策之下，2008年鄉鎮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占中國全部GDP的28%，并且吸收了1.54億農民在鄉鎮企業就業。

　　“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方式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農村工業化高潮的初期有其積極意義，因為可以解決工業與農民進城所必須增加的成本，但是到了以后階段其弊端就日漸明顯。一是占有更多的耕地，企業倒閉后大片廠房也不便于其他企業接手；二是分散式布局導致工業污染物不能集中處理，目前鄉鎮企業造成的污染已經占到45%；三是分散式布局導致現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務也難以覆蓋，已經成為鄉鎮企業繼續發展的障礙。這些情況都決定著鄉鎮企業遲早必須向城市集中，走回工業化要依托城市化發展的傳統道路。

　　如果在鄉鎮企業中有1億勞動力是來自于當地的農民工，鄉鎮企業進城就可以帶動他們及其家庭共4億人進城，中國的城市化率就可以上升到90%了。中國的增量城市化應該比存量城市化的步子慢一些。但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可以使存量與增量城市化同步進行。

　　增量城市化的第二重含義，是通過政府規劃使原有城市改造、擴容與新增城市建設，引導中國的城市化向建設大都市圈方向發展。

　　平原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12%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必須以建設大都市圈為方向，必須用高度集約的用地方式搞中國的城市化建設。

　　大都市圈模式能夠最集約地利用土地。大城市的單位土地經濟產出量與人口容納量，要比中、小城市高出十幾甚至幾十倍。此外都市圈之所以為圈，是指圈內有著一套完整的產業體系，就可以大幅度減少交通用地。

　　例如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國卻高達1500平方米。從我國看，2003年以來城市人均占地面積達到210平方米，其中交通占地人均約80平方米，且交通占地面積的增速是城市人均占地面積增速的一倍以上，以這樣的速度發展，中國的城市人口達到8.5億的時候，就會因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飯而搞不下去了。

　　所以，中國必須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將城市化進程推進到底。

　　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減少交通運輸需求，也是提高企業乃至一個地區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從與日本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兩國的GDP總值都在1.4萬億美元的時候（日本1972年，中國2003年），日本的貨運總量只有中國的38%，貨運周轉量還不到中國的9%，就是因為日本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間發生的運輸量還不到全部貨運量的2%，而高達98%以上的運輸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內部的“1小時”交通半徑內發生的，所以運輸距離短、運送效率高、運費低。

　　中國直到目前，經濟布局還是以全國布局模式為主，大量制造業產品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長距離運輸，消耗在流通環節的時間和費用及其所占用的資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即將出現的中國城市化高潮中，哪個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個地區的企業競爭力與區域經濟影響力就越高。

　　從本質上講，都市圈模式是市場發展的要求，日本戰后搞的四次國土規劃，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見市場的力量大過政府。但若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由政府用好的規劃來推動都市圈建設，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半功倍”。對中國來說，由于有城市化嚴重滯后這個現實，在未來的20年間要新增8億以上城市人口，而現在只有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初具都市圈雛形，相比中國在未來將會在沿海與內地出現的20多個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發展規劃，引導中國的城市化有序進行。

　　5 結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依托城鎮化擴大內需，這是一個重要進步，但還需要更進一步，因為此次僅僅是提出要鼓勵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擴容，而這還不能完全解決需求增長動力問題。

　　2008年底，中國2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內地，小城鎮內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對象擴容，就是主要在內地增加城市人口，但目前的外出打工農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動。因此即便用城鎮戶口鼓勵農民工到中小城鎮定居，由于在內地的中小城鎮沒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也不會向這些城鎮流動，更不會把家庭向這些城鎮遷移。

　　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新動力，就必須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為依托展開，然后再以內地的大城市為依托，建設大都市圈。我相信正確的道路終究會被大家所認識，以大都市圈為方向的中國城市化高潮也會在不久來臨。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CBN攝影記者/王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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