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

　　哈耶克曾經說過，唯有觀念才能戰勝觀念，而更為現實地看，要見證自己的觀念，長壽好像更為重要。

　　加爾布雷斯、弗里德曼、薩繆爾森這三位曾經被西方媒體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初相繼離世，無論他們的身高懸殊幾何，但他們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各自學說的興起與發展、邊緣與主流、膜拜與遺忘，幸好他們都活得足夠長，也有足夠的智慧來包容世事嬗變。

　　薩繆爾森的少年經歷了大蕭條，隨后參與了凱恩斯革命，完善了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范式，見證了當代經濟學日漸數學模型化；同樣，他見證了經濟學家在戰后經濟繁榮中的如魚得水，也看到滯脹中的經濟學家集體束手無策，甚至體會到金融危機中大眾對經濟學家的幻滅之感。

　　不過，總體而言，他自認不止略勝一籌，不僅在于自己比弗里德曼晚走一步。93歲那年，他接受采訪時表示：“今天，我們見識了米爾頓認為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到底有多么的錯誤，凱恩斯的觀點起到了重要的引導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著，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他自己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致自身的失敗的。”

　　甚至系出麻省、諾獎新貴的克魯格曼最近也表示，薩繆爾森在1948年出版的教科書中所談到的許多問題，也許比當前的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認為的更接近事實，“除了有一些輕微的陳腐觀念之外，他也許已經描述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困境。”

　　不過，關于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論戰并未因此蓋棺定論，就像市場與政府在現實世界總是無處不在一樣，即使薩繆爾森在離世之后安享了無數榮譽與贊美之辭，也不乏尖銳的追問與附會，就像彼得·羅賓遜那樣撰文對波蘭、蘇聯的問題不依不饒。

　　誠然，也許弗里德曼更理解鐵幕下的人民生活，也許奧利地學派更能體會政府介入經濟的恐懼，更可能國內人士對國進民退更容易產生深層憂慮。但是客觀地說，薩繆爾森對于現實世界從來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他更務實地認為“不同尋常之處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經濟活動，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經濟活動。”

　　金融危機爆發前的10年，1998年他在早年的文集《中間道路的經濟學》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但這并不是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經驗使得他不得不成為折中主義者：在個人的創造性和最優社會規則之間，尋找一條中庸之道。由此，他甚至早早地對過度的放任表示了擔憂，“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

　　那么，基于這樣的準則，不難理解對于處在多重轉型的中國改革路徑，薩繆爾森將其更多理解為從命令式的計劃經濟發展成為一種混合的市場經濟。為此，他如是進一步解釋：“為什么我不說‘中國正在從共產主義轉向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純而又純的資本主義，只是在本世紀20年代的美國才能找到，我就是在這種制度下長大的；現在，它成了一個已經滅絕的物種；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里，無論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即使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他也對凱恩斯的遺產表示了更為折中現實的態度。在十多年的采訪中，他稱自己為“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完全忠實凱恩斯主義甚至和納粹口號一樣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