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保羅·薩繆爾森自己說，他實際出生了三次，這也對應了他學術生涯的兩次轉折。按照出生記錄，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然后，如前所述，他在芝加哥大學重生之后，又于1940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涅槃復活，從此創造了該校經濟學系的新氣候，桃李滿天下。從芝加哥轉戰哈佛，再到麻省理工學院，看起來，他真的頗為篤信海明威的信條：活得好就是最佳的報復。

　　這與大時代的癥候息息相關，也是一曲現代經濟學的隱微演變史。就像他晚年回望來路時，不得不自謂幸運：終我一生，我都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

　　“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學家和計算機的時代；歐洲的輝煌永遠成為歷史。”這是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學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對于歐洲未來的悲觀預言，曾被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施蒂格勒在自傳中引用、自嘲并反駁。

　　話說回來，盡管當時的經濟學還是不少非專業人士的愛好，但19世紀的經濟學伴隨著英國同期的黃金發展而進展神速，到了差不多一個世紀后的1870年左右，經濟學的學科名稱已經由“政治經濟學”轉換為 “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系統學科，回歸學院系統。

　　“就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牛頓出生了；到了1883年，馬克思去世，但凱恩斯出生了�！备挥谟哪�感的薩繆爾森曾經在專欄里如是調侃歷史，然后有趣的是，我們知曉會意接下來上演的橋段：凱恩斯之后，薩繆爾森出現了，他的出現正趕上經濟學變革的黎明，美國也逐漸取代了英國成為經濟學重鎮，而其中，芝加哥大學尤為引人矚目。

　　喬治·施蒂格勒在回顧經濟學的發展之時，特別指出幾個“理論上百家爭鳴”的時段：從1890年~1940年的劍橋大學，更早之前的維也納以及1930年迄今的芝加哥。而所謂諸如“劍橋學派”、“奧地利學派”或“芝加哥學派”之類流派背后，喬治·施蒂格勒強調“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曇花一現地帶領一小群門生就能形成�！�

　　于是，15歲考上芝加哥大學的薩繆爾森直接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為1932年1月2日，地點是芝加哥大學。那天正是芝加哥大學開學，早晨8點，當薩繆爾森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講堂之時，講座主題剛好是馬爾薩斯膾炙人口的人口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后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這一切迅速占據了這個天才少年的心：“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神秘的復雜性。”

　　那一刻，經濟學選擇了他，他也選擇了經濟學。有趣的是，當施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之際，就對本科階段的薩繆爾森表示出來的不凡資質印象深刻。而素來蒙受幸運女神垂愛的薩繆爾森日后不乏幽默地表示，1932年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于創新者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與亞倫（R.G.D.Allen）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

　　這并不是蓬勃成長的經濟學樂于沉耽的史前伊甸園，時代正在宣召新的經濟學，而1932年的經濟學無疑走在新舊世界的邊緣。因而，對一個經濟學家而言，這無疑是最好的時代，幸運的薩繆爾森再一次生逢其時。日后，把數學分析引入現代經濟學的薩繆爾森不無文學性地寫道：“經濟學像睡美人，它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茖W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數目愈多，生理學與病理學上的進步就愈大，由病理學可以發展出治療方法。1932年是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腐壞的土壤，遲遲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科�！�

　　同樣在1932年，一位本來打算向保險精算發展的第二代猶太移民也面臨一份選擇：布朗大學的應用數學系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在兩份獎學金之間，他選擇了后者，原因與時代直接相關，那是1932年，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恐慌的谷底，經濟成為所有社會問題的燃眉之急。他想：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比應用數學家或精算師更能發揮作用吧。后來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叫米爾頓·弗里德曼。

　　就這樣，大蕭條催生了一個世紀的徹底變化，繁榮與衰退更替而行，戰爭與和平暌違交錯，專制與民主比鄰而居。時勢使然，弗里德曼、薩繆爾森以及當時大多數知識精英一樣，大家都在關注相同的問題：經濟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業水準？如何解釋一方面是需求強勁，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廣大資源閑置的矛盾現象？隨后的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爵士發表了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發了經濟學的革命與突進，正是他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并稱于世，被譽為20世紀知識界三大貢獻。

　　世界賜予美國的，還有更多幸運。二戰以前，希特勒源源不斷地為美國送來大批歐洲知識精英，除了愛因斯坦、馮紐曼與費米等自然科學巨匠，這庫普曼、熊彼特、馬爾夏克、哈伯勒、科斯等經濟學家也入其甕中。據說，當時芝加哥成為華沙之外波蘭人最多的地方，奧地利學派成員更是開始新的美國傳統，甚至出現二次世界大戰不過“贏在劍橋、普林斯頓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的說法。這也使得薩繆爾森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趕上了其經濟學大放異彩的復興時期，就這樣，在哈佛的薩繆爾森由他的芝加哥頭腦變為一名凱恩斯主義者。

　　等等，我們是在談論薩繆爾森還是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是的，當我們在談論現代經濟學的成長時，事實上也是在談論薩繆爾森自己，正是這個經濟學界的最后一個通才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范式，研究領域也涵蓋了經濟學各個方面。薩繆爾森曾經在檢視自己令人生畏的職業生涯時，總結自己所有的這些因為好運氣所導致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歷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下去理解。

　　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在薩繆爾森離世后第一時間的聲明所說的：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所接觸的一切。薩繆爾森對此當仁不讓，事實上，“最后一個經濟學通才”的說法正是源自他自己，正如他所言，他始終位于一個運動場上的看臺座位，“能夠坐到上面去觀察幾乎一個世紀的基礎性經濟學的歷史。他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夠位于那些永遠改變了經濟學的改革的前方�！�

　　無可置疑，薩繆爾森的時代重塑了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皇冠明珠的廟堂地位，也催生了薩繆爾森這般經濟學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然后，我們也清晰地看到，也正是他及其同儕最終改變了他的時代與我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