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軍

　　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去世引發全球學界哀悼。由于他的《經濟學》為全人類提供了一門共同語言，稱他是我們共同的老師并不為過。他的侄子、美國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強調：“我們不會再看到像薩繆爾森那樣產生如此廣泛之影響的人了�！�

　　經濟學宗師薩繆爾森的思想光芒已廣為人知，但我們更要銘記他那人性的光輝。

　　薩繆爾森始終恪守學者的“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他拒絕了肯尼迪總統要他出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邀請，因為他不愿意干一份不能隨便說話和隨便寫作的工作，不愿意為了名利而束縛自己思想的自由。

　　事實上，薩繆爾森賴以成名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創新見解而非政治觀點，他既不像加爾布雷斯（John Galbraith）那樣“左傾”，也不像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樣迷信市場的力量。

　　2008年以來，全球主要國家為應對經濟危機，紛紛祭出凱恩斯主義的大旗大搞經濟刺激，但我們也要警惕大政府主義的傾向。盡管與主張市場至上的弗里德曼進行了很多次論戰，薩繆爾森并未走向另一個極端。他雖然認同凱恩斯關于政府在經濟危機時進行干預的必要性，卻反對過于強勢的政府，認為過于強大的政府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而且可能扼殺自由。

　　1975年，薩繆爾森在批評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時說：如果你把當前的經濟衰退翻過來看，底上很清晰地寫著“華盛頓制造”。

　　薩繆爾森大膽地把數學工具引入經濟學分析，引領了經濟學在方法論上一場意義深遠的革命。1970年，諾貝爾委員會在頒獎詞中評價道：“在提升經濟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方面，薩繆爾森比任何當代經濟學家的貢獻都大�！钡�是，薩繆爾森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學從來不是科學”。他強調要始終保持質疑的精神，因為“好問題比好答案更重要”（Good questions outrank easy answers）。

　　關于經濟學家的作用，薩繆爾森在2003年非常自信地寫道：“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劍橋、普林斯頓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學術討論室里取勝的�！迸c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一樣，薩繆爾森長期為媒體撰寫專欄文章，對現實世界的挑戰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以期幫助公正建立理性的認知并影響政府的決策。

　　對于經濟危機和人性的貪婪，薩繆爾森也有很多的警句。他告誡說：投資需要耐心——就像看著油畫變干或者看著小草生長一樣。如果你渴望以激動人心的方式發財，就應該拿出800美元去拉斯維加斯賭一把。薩繆爾森曾說：關于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知道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我們所知甚少。

　　值得一提的是，薩繆爾森也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2001年，他和其他148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向美國政府施壓，促成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薩繆爾森開始學習生涯的1931年，世界經濟正處于“大蕭條”之中，求解現實世界問題的好奇心成就了其學術生涯。當然，薩繆爾森的確是個天才，他說：“如果說經濟學是為我而設的，也可以說我是為經濟學而出現的�！�

　　一個學者如果沒有對自己研究領域的濃厚興趣，是不可能成為大師的。用薩繆爾森自己一貫的幽默來說：讓我干這么好玩的工作，還要付給我這么多錢，我撿了大便宜了！

　　（作者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