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迪凡

　　在會場上左右穿梭時，聽到鄉音總會停下腳步相視微笑。

　　除了拖著箱子來去匆匆的蘇偉等政府談判代表，此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不乏來自中國民間的聲音和審視的目光，形成從談判代表團到非政府組織（NGO），再到媒體的一股頗為凝聚的力量。

　　南開大學的肖欣是作為“聯合國特約觀察員”來到哥本哈根的，她盡最大努力在第一時間更新博客，為的是通過博客“拍照片講故事”，把信息傳達給不能到現場的朋友們。

　　在肖欣看來，來自不同機構或團體的很多年輕面孔“是這個會場里最有活力的一群人”。

　　空白尚存

　　肖欣覺得，聯合國的大會沒有想象中那么嚴肅，很多元也很有趣，甚至有點兒鬧騰。例如資料中心旁邊的公告欄里每天都貼滿了各種“邊會”的信息；會場里經常能碰見一群“奇裝異服”的人在西服革履間大搖大擺走過。

　　不過，談起中國的聲音，肖欣也看到了空白。“開會的第一天，我們在通往會議區的走廊里看到一面視頻展板，點擊屏幕上地圖中的彩色圓點，可以選擇播放各個國家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采訪視頻，我去找中國，竟然是個空白。”肖欣說，那天自己在博客里寫下：這里需要更多來自中國的聲音，替中國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貧窮人發聲，這也是我來到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COP15）最想做到的。

　　“其實我也有個困惑，似乎一談到中國，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迅速發展將可能帶來的碳排放增長，人人都在說減排。”肖欣說，在談到大會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好像大家又忘記了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老大做錯事，就應該補救”

　　對于國際樂施會COP15代表團亞洲媒體統籌王彬彬這樣，已經連續跟了3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的NGO政策分析者來講，對于COP就少了些感性關注。

　　王彬彬認為，氣候變化不只對非洲、對東南亞、對北極熊造成了影響，中國也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回想起住在甘肅村莊的曾大叔對記者講述家里的玉米是怎樣因為冰雹在一夜之間顆粒無收時，不禁令人發問，為什么這些碳排放最少的人，卻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直接、最嚴重的？

　　王彬彬認為，應該為氣候變化負主要責任的，是發達國家。形象地說，就像一家子里的弟兄，老大做了錯事，就應該認錯，應該補救，其他兄弟愿意幫忙是情義，不幫忙也無可厚非，不能硬性強迫所有兄弟一起承擔。王彬彬說，在幾萬人的貝拉會場內，排在“氣候變化”這個熱點詞匯之后的恐怕就是“CHINA”，中國到底應該怎么做，做什么，我們自己心里是最有數的。

　　“大牌”專家現身

　　針對中國在會場上受到的種種質疑，中國專家團與政府代表團在自己的“新聞室”做出反擊。中方此次特地設立了中國新聞與交流中心（CICC），每天最少都有三場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頂級專家和政府高層就中國路線和政策進行講解。在國內極難有時間坐下來詳談的那些專家一講最少就是一小時，例如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李干杰、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建坤等。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開記者會時，左顧右盼后驚奇發現，COP15把整個北京負責國際關系報道的記者都召喚到了哥本哈根，設想如若在此事上“失聲”，對于常常“對飆”的媒體記者而言真是莫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