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連鵬、程嚴

　　來自馬拉維的農民兄弟顯然有些激動。

　　他迫不及待地登上講壇，向聽眾講述氣候變化給他的家鄉帶來的種種災難。盡管聽眾中很少人知道這個東南非洲小國。

　　這是在“09氣候論壇”的會場——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地標建筑丹麥體育中心城(DGI-BYEN)。這個場館日均游客量達10000人，為科學家、學者、藝術家和草根民眾提供交流和討論的平臺。匯集了亞馬遜印第安人、馬拉維農民以及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等身份各異的民眾，熱鬧非凡。

　　而此時，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主會場——可容納15000人的貝拉會議中心內更是如火如荼，因為容納了太多的利益糾葛和思想碰撞，它喧騰得有些混亂。

　　什么樣的大會？

　　12月7日是大會第一天。貝拉會場外等待確認身份的長隊排到300米開外，眾人并不煩躁，倒是被一個渾身著綠西裝，綠皮鞋，戴綠帽子的人吸引，頻頻與之合影。“綠色”現在是這個城市的共通語言，盡管大家對“綠色”的理解不一致，但并不妨礙每個人對它發表看法。

　　在“09氣候論壇”的會場，丹麥IBIS促進發展和教育組織的展會負責人Julia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她不是很確信氣候是否發生了變化，但她的確看到了在厄瓜多爾有大片雨林被毀，當地人生活陷入困境。而另一位專程來到哥本哈根的游客卻對記者說，他對科學家所講的“人類活動引起溫室效應”的說法深信不疑。

　　而就在此次哥本哈根氣候談判開始前，媒體曝出了所謂“氣候門”事件：黑客竊取到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學家的私人郵件，里面提到了科學家如何隱瞞與全球變暖不搭調的相關數據。但雖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記者還是可以感受到普通的歐洲民眾更愿意選擇做點什么，而不是躺在沙發上懷疑。

　　其實整個延續至哥本哈根的氣候談判機制，就緣起于科學的研究和發現。

　　1896年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瑞典化學家阿倫尼烏斯(Svante August Arrhenius)提出氣候變化的科學假設，認為“化石燃料燃燒將會增加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而導致全球變暖”。此后，直到上世紀70年代，氣候變化問題逐漸被人們注意。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呼吁保護氣候。

　　1988年，由聯合國環境署(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MO)共同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對世界上有關全球氣候變化最好的現有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進行評估。

　　1990年IPCC發表的《第一次評估報告》認為，“近百年氣候變化可能是自然波動，或人為活動，或兩者共同影響的結果”。這份報告的結論直接促使聯合國大會作出制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簡稱《公約》)的決定。這才有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

　　從1995年第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COP1)到如今哥本哈根會議(COP15)，已經走過近15年。

　　從一張照片到氣候政治全球化

　　這些天，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廣場上，各色各樣的地球儀很是受寵，圍觀拍照的絡繹不絕。人類熱衷于用地球儀表達一切關于環境和氣候的主題源自于40多年前的一張照片。上世紀60年代美國阿波羅號太空飛船的宇航員首次作為地球的旁觀者為我們的星球拍攝了自誕生之日起的第一張彩色照片：藍白相間的地球，好像在無限的黑暗中漫無目的地浮動著，是那么脆弱。這張照片改變了人類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體驗。

　　也許從那時起，氣候環境就已經成為可以召集全球參會的議題。

　　在人類氣候談判的征程上，1997年COP 3(第三次締約方會議)上，《京都議定書》(下稱《議定書》)的通過，無疑又是一個里程碑。它規定了2012年前主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設計出三大創舉性制度：排放交易制度(ET)、聯合履約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雖然《議定書》之后，各國最終的減排效果很差，但隨著各國在《議定書》框架下的博弈之中，全球碳政治版圖也逐漸清晰起來。

　　歐盟在氣候政治問題上的主動姿態，主要得益于其始于上世紀70年代的環境政治化進程。二戰結束后，西方國家的經濟迅速恢復，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黃金發展時期。隨著經濟的起飛，他們也遇到了嚴重的環境問題。一些環境激進團體順勢發展壯大，進入政治領域。比較有名的當屬德國綠黨。而挪威等北歐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的治理也十分成熟。長期的國內經驗給他們在國際氣候政治舞臺上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資源。歐盟此次提出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提高到30%也是沒問題，關鍵看其他國家的態度。

　　而歐盟成員國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也給了它底氣。歐盟委員會環境司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生態創新技術論壇，每年召開兩次會議。

　　作為傘形國家的代表，在碳政治上一度成為眾矢之的的美國，國內實行兩黨政治，總統權力受到國會制衡，并最終導致美國當初先簽約后退出的鬧劇。而如今的奧巴馬仍然繞不開國會這個坎。美國共和黨許多大佬最近更是頻頻在英文主流媒體亮相，督促奧巴馬抵制哥本哈根會議。

　　共和黨參議員英赫夫(Jim Inhofe)12月4日對媒體說：“我們決不會批準任何類似《京都議定書》的協定。”而眾議院能源商業委員會共和黨議員喬·巴頓則說：“我不是那種會奉承的人，說不出相信氣候變化是全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這種話來，我們還有許多其他值得做的工作。”

　　像中國、印度、巴西這樣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指責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在人均排放量與歷史排放量上遠超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更多氣候責任。發展中國家更強調自身的發展權，在《公約》和《議定書》框架內承擔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不肯屈服于發達國家強加給他們的強制減排義務。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言，一場宴會，窮人最后一刻到，只喝了一杯咖啡，就被要求以AA制方式平均分攤費用。這顯然不公平。

　　但發達國家顯然不想為這些新興大國買單，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就氣候變化給中國任何補助。而且美歐等發達陣營，顯然有聯合起來向發展中大國施壓之勢，頻頻拿中國說事。

　　盡管困難重重，但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已經在努力把這次哥本哈根大會，當做參與規則制定，維護自身權利的一次積極嘗試。

　　當然，對于同是發展中國家的小島國集團來說，這次談判對于他們更像一場賭博，賭的是整個國家未來幾十年是否還能在地圖上出現。但力量有限的他們顯然缺少談判的砝碼。

　　就在會議的第二天，來自馬爾代夫的年輕人跳進盛滿水的透明容器中。他希望告訴所有人，如再不行動，他住的地方就會被水淹沒。但人們能回復他的也只能是同情。

　　根據2007年12月COP 13(第13次締約方會議)達成的“巴厘島路線圖”，哥本哈根會議將誕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從而完成針對發達國家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的談判。這也許就是英國環境大臣希拉里·本把哥本哈根會議稱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的原因。

　　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教堂大鐘下懸掛著巨大的條幅：“是時間討論氣候公正了！”

　　但現實不容樂觀。

　　科學？宗教？

　　在貝拉會議中心外，一個豬型的充氣球在風中飄蕩，抗議著禽畜現代化規模生產的工業模式。根據國際糧農組織的統計，畜禽養殖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占全球溫室氣體總量的18%，其中氧化亞氮(N2O)約65%，甲烷(CH4)約37%，而這兩種氣體的“增溫效率”分別是CO2的310倍和21倍。

　　這就是所謂牛羊打嗝導致全球變暖的學說。

　　不僅如此，最近，一些西方科學家又將矛頭指向亞洲的米農，稱他們種植的水稻田全天候排放著比二氧化碳還要厲害的溫室氣體——甲烷，并指責亞洲國家吃水稻的習慣是造成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

　　人類對氣候變化關注首先發端于科學研究領域，但當科學把百姓的飯碗也納入減排序列的時候，科學似乎就很難嚴肅了。

　　而據媒體報道，此次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期間將產生4.1萬噸碳排放，與英國一個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同期的排放量相當。上帝似乎又在看著人類發笑。

　　但是，氣候變化問題讓人類真正意義上走到了一起，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正如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學專家邁克·休謨所說，氣候變化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不是個問題，而是一種資源。它為我們重新看待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想維度。

　　在貝拉會議中心外，每天都有一群人靜坐冥想，為會議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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