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搖錢樹”到“苦菜花”到“鳳凰涅 ”，作為上海的“母親工業”，上海的紡織業走過了一段流金歲月。在建國60周年之際，在當下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關鍵時刻，在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的緊要關頭，本刊特約請新華社高級記者吳復民撰寫專文，記錄上海紡織業的蝶變歷史，以期對讀者有所啟示。

　　吳復民/文

　　紡織擔當國家“搖錢樹”

　　我1964年從復旦大學畢業進新華社上海當記者，領導就安排我跑紡織。在剛踏上工作崗位時形成的“上海紡織概念”，至今讓我刻骨銘心：以1878年開辦寶昌絲廠和李鴻章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為標志，上海紡織因孕育了整個近代現代機器工業，而被稱為上海的“母親產業”。1950年上海統計部門公布的一組數據，把紡織業作為上海“搖錢樹”的地位推到極致，1949年，上海紡織業在上海工業中的地位幾乎高達6、7、8、9，即：當年上海紡織業創造的利稅約占全市工業的60%，紡織業產值約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70%，紡織員工約占全市產業工人總數的80%，紡織創匯約占全市工業出口創匯額的90%。整個50年代，紡織業作為上海財政的“第一支柱”，始終擔綱著創造就業崗位最多，創造產值、利稅、出口外匯穩居第一的“龍頭老大”地位。同時，上海紡織業在全國紡織業中同樣占據重要地位，人均貨幣勞動生產率4萬余元，高出全國紡織業平均數1/3。

　　進入60年代，上海以建設綜合性的工業基地為目標，進行大規模的結構調整和經濟建設。紡織工業在上海“一業獨大”的局面逐步改觀。然而，在整個60年代乃至70年代，由于紡織品始終供不應求，國家自1954年9月起不得不發“布票”實行的計劃供應直至1984年才得以取消，因此，紡織業依然有長足的發展，依然是上海財政的“第一支柱”。

　　我至今仍然記得，大型紡織企業那種現代化大生產的壯觀場面，讓我熱血沸騰，產生黃鐘大呂般震聵之感，進而以感恩之心記住了：工人階級是如何創造出物質財富，支撐起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廈的堅實基礎的。同時，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憶起，在紡織業是“搖錢樹”的年代，紡織工人如何昂頭挺胸，滿臉喜氣的。 

　　紡織業變成“苦菜花”

　　“搖錢樹”變成“苦菜花”，始于1982年上海紡織行業的實現利潤開始下降的時候。經濟學家們當時提出“苦菜花”的概念，并不是指紡織業的地位開始跌落，事實上，1980年，上海紡織工業在上海地方工業中仍然是“龍頭老大”。說紡織業是“苦菜花”，是比喻它的技術和體能開始衰老，同它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地位和承擔的任務不相適應。經濟學家們回顧了它上百年的發展歷史，研究了建國以來它的巨大貢獻，發現上海紡織工業設備新度系數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危房隱患嚴重，患了“老化癥”、“衰退癥”和“虛弱癥”，亟待提高素質，這樣才能使它與肩負的重擔相適應。

　　在“文革”后百廢待興的年代，上海紡織“頂梁柱”的產值、利潤在從1977年起的五年間持續以年增長10%的幅度上升，紡織在國民經濟中依然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當上海紡織為上海工業和全國紡織工業頂著大梁時，大家似乎習以為常，并不感到什么。而從1982年起它的利潤開始下滑，人們頓時感到了壓力，因為當時其他工業部門再使勁也補不上這個缺口，紡織“苦菜花”由此成為輿論熱點。

　　我認為，1982年上海紡織業產值和利潤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國家考慮到庫存積壓，有計劃地采取了限產措施。這是十分明智的決策。因為產品“睡”在倉庫里，是最大的浪費，矛盾暴露出來要比掩蓋著好。實際上聯合國提供的1982年世界紡織品貿易情況的數字，具有更大的尖銳性：我國出口的棉布、廠絲和真絲織物的數量都占世界首位，然而收到的外匯金額卻名列世界第十。上海的棉紡錠子比香港多3倍，但是出口紡織品的換匯金額不到香港的1/4。這些數字的含義是清楚的：我國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賣不起價錢。這棵“搖錢樹”的財源并不茂盛，財路也并不亨通，它為國家提供財富，主要靠“以量取勝”，“以廉取勝”。體質虛弱的“苦菜花”，難以繼續履行“搖錢樹”的職能。

　　我在調研報告中提出，由于“左”的影響和對投入、產出的規律認識不足，多年來上海紡織工業上繳給國家的利、稅雖然達到500多億元，但是它所得到的投入只能補償整個行業固定資產的折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五年間，國家對上海紡織工業的“投入”超過了前三十年“投入”的總和，但這些“投入”很多花在擴大生產能力方面，還沒能著重用于技術更新，以改善基本素質。設備落后的面貌一直改變不大，直接影響了成品質量。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上海生產紡織機械的工廠的基礎設備已經很陳舊，在全部金屬切削機床中，“超齡”的占40%，精密度因磨損而“失真”的占1/3。用這些“老古董”很難造出高精度的紡織設備。而我國闊幅布機、精梳機、印染后整理設備的少而差，直接制約了高檔紡織品的發展。

　　紡織“壯士斷臂”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啟動了十四項重點項目全市攻關大會戰，拉開了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序幕。根據中央對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高技術含量的新興產業逐步迭代傳統產業的老大地位。1992年，擁有55萬職工的上海紡織業實現利稅從十年前鼎盛時期的40.6億元下降到13億元；而只有2.4萬名職工的上海汽車工業，實現利稅一舉突破14億元，升任上海工業新的“龍頭老大”。

　　那時，我已擔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經濟采訪室主任，承擔的報道任務十分繁重，但我依然魂牽夢縈心系紡織業的命運。我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上海城市功能的轉變，產業迭代這個歷史進程的“關”是一定要過的。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奮斗目標的上海，不能容納一個落后的、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工業只有大大壓縮生產總量，向技術資金密集型方向調整，才能承受大部分原料和勞動力的高成本而在上海得以生存發展。記得，當時上海紡織工業局有462戶企業，其中扭虧無望的企業就有176戶。

　　這種頹勢逼迫紡織決策層思考一個簡單的數學題：一只儲水桶，優勢企業的利潤像水桶上面的進水管往桶里進水，虧損企業像水桶下面的出水管往桶外出水。上面的進水管很細，而下面的出水管卻很粗，怎樣才能把桶里的水裝滿？顯然，在暫時還無力放大進水管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兼并、破產、重組、銷號等方式“消滅”扭虧無望企業，把利潤流失的出水管堵住。

　　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曾諄諄告誡：“上海紡織不調整，將變成誰也背不動的大包袱。”根據上海市委的指示，當時的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匡宇帶領一班人，在紡織全行業尚有13億元利潤的1992年，未雨綢繆，提出了“斷臂求生”的調整思路。他形象地說：“如果斷一條手臂可以激活全身，寧愿做個‘健康的殘疾人’。”在當時，這一調整是主動調整而不是被迫調整。控股集團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明確了都市紡織的定位，決心做好“破”與“立”兩篇文章。現在回過頭去總結，上海紡織業的調整，比全國紡織業整整早了五六年，也早于上海其他傳統產業，因而贏得了更多的社會支持和政策支持。

　　所謂“破”，就是以“壯士斷臂”的氣概，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難以維持的企業，果斷地采取關、停、并、轉、遷、租、賣、破等措施予以解脫。1994年，第二織帶廠破產終結。這是上海紡織第一家破產企業，也是全市第一家破產企業。到1998年末，上海紡織工業的棉紡錠已從1992年的220萬錠減到100萬錠以下，布機也壓縮了三分之二，紡織職工總數從55萬減至28萬。

　　所謂“立”，就是圍繞“高檔次、新技術、多元化、外向型”的定位目標，根據“頭腦”在上海、“手腳”在外地的都市紡織要求，重新構筑三大支柱產業，即大服裝、大裝飾和產業用紡織品。1998年，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實現主營業務扭虧，走在全國紡織業脫困的前列。

　　上海紡織主動進行以壓縮總量、“戰略撤退”為特征的結構調整，以“斷臂求生”啟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些思路和經驗在全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因為自1993年以來，全國紡織業連續五年虧損，成為國有工業中困難最大、虧損最嚴重的行業。紡織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很清楚：重復建設嚴重，造成總量過剩、自相殘殺；勞動生產率低下；歷史包袱沉重；人員太多，一個人的飯三四個人吃。紡織工業改革解困的路子也比較明確，“藥方”就是壓錠、減人、增效，堅定地走減量增值、調整結構、減員增效的路子，而“壓錠”是整個工作的抓手。黨中央、國務院把紡織行業作為國有企業扭虧解困的“突破口”，下決心打好“攻堅戰”，用三年時間，壓掉1000萬錠紡錠，減員120萬人。因此，上海紡織的斷臂求生，為全國提供了很好的學習經驗。  

　　壓錠減員成功的關鍵，是妥善分流安置職工，實現紡織行業勞動力的安全大轉移。在破解這個歷史難題中，上海創造性地推出了“再就業服務中心”這個嶄新的模式，讓職工離開原來的崗位，又不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在“中心”接受培訓，緩沖過渡。

　　在上海紡織勞動力安全大轉移中，有一件事為各大媒體做足文章，那是1995年3月，上海航空公司到上海紡織系統招聘18名空中女乘務員。“空嫂”效應，幾乎成為上海率先開展再就業工程的標志。“空嫂”的上天，改變了社會對“下崗”這個名詞的認識，下崗工人也認識到“下崗”并不“丟人”，而是改變人生軌跡的一次機遇，從而推動了社會就業觀念的根本性改變。從上航招收“空嫂”到“空嫂”培訓后上天的10個月里，社會各界吸納的紡織職工高達5萬余人，大大拓展了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渠道。到2003年末，上海紡織在崗職工已減至7.88萬人，實現了40多萬下崗職工的安全大轉移。這樣大規模地有序退出，在上海紡織工業，乃至全國紡織業都是史無前例的。

　　上海紡織的“斷臂求生”戰略，是同以“名牌、名人、名廠”為龍頭組建企業集團的“三名戰略”和企業重組、結構調整戰略放在一起研究和實施的。他們以20個著名品牌為龍頭，集約業內資源組建了一批優勢企業集團；以名人掛帥當產權代表，實施收購兼并，促成一批企業良性發展；以名廠作支撐形成規模效應，帶動一批高創匯企業。在這當中，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創業精英，營造了濃厚的創業氛圍。譬如，由著名企業家蘇壽南領銜的三槍集團，在6年內連續兼并7家虧損企業后迅速壯大，不斷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三槍”內衣系列新產品占領市場制高點，同“舶來品”抗衡，與世界名牌爭雄。6年間，“三槍”的資產規模增長10倍，銷售收入增長12倍，經濟效益增長100倍，成為全國針織行業規模最大、品種最多、效益最好的企業。

　　我還在報道中強調，上海紡織業能夠平穩地壓錠減員并實現“第二次創業”，得益于市委、市府給予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得益于全市各行業伸出援手，得益于上海市整體搞活國有經濟的大環境。“死賬、活人”這兩大束縛紡織業壓錠減員、資產重組的難題，都是在上海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機制、幫困救助機制、破產機制和再就業機制的過程中，基本解決和找到解決之路的。 

　　壯烈的“鳳凰涅 ”

　　在當年壓錠減員最艱難的日子里，上海紡織的工人們明知早一天拆完就早一天下崗，但沒有一家廠拉下敲錠的進度。那飽含淚水，強忍悲痛的眼神，顧全大局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讓我終生難忘。

　　上棉一廠一位下崗再就業的工人，事后曾用平靜的口氣說起這段經歷：“道理并不深奧，在上海黃金地段生產初級紗、初級布不合算，做不過來。不過，說說容易做做難。要敲掉自己手里捧慣了的‘飯碗頭’，味道到底是不好的！”

　　工人們樸素的話語，說出了紡織業從數量膨脹的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的真正難度：它要沖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要一部分人在斷了生計后換一種活法。一代紡織工人為產業結構的大調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這是經濟轉軌時期必然面臨的階段性困難，是產業升級和社會進步對傳統產業的必然要求。

　　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后人不應該忘記，我國紡織工人以“走萬里路、織萬米布”的艱辛，曾經讓紡織成為“搖錢樹”，整整支撐了國家財政三四十個年頭；后人同樣不應該忘記，在經濟轉軌年代，他們為產業升級和社會進步，又不惜親手敲掉自己的“吃飯家什”，成建制地下崗轉崗。他們作出的這種慘痛的奉獻和犧牲，和他們創造的“搖錢樹”奇跡一樣，都足以載入史冊，為后人敬仰！

　　實際上，這個經歷不是中國獨有，世界許多國家都發生過。如英國的曼徹斯特曾經是世界紡織業的中心，但是在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以后，從工業必須向高度化、集約化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經歷了產業結構大調整，錠子都轉移到了英聯邦殖民地國家。香港60年代還有幾百萬枚紡錠，如今只保留了紡織業的“頭腦”，生產基地搬到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幾次強制性地銷毀淘汰落后設備，實現了技術進步和升級。在這些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大調整過程中，都有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引起社會動蕩，多數人經過培訓再次就業。這不是災難，而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經歷的“陣痛”。

　　事實上，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傳統產業那么多工人的下崗轉崗，對于中國歷史的推動將是難以估量的。至少，目前的在職職工和在校學生幾代人都從中受到警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由此帶來的職業變更是長期存在的。因此，“一招鮮吃遍天”靠不住了，任何人都必須不斷地學知識、學技術，“自我優化”，自我發展。而這，正是提高整整幾代勞動者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源。

　　記得，在當年壓錠減員最艱難的歲月，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匡宇和總裁李克讓等一班人，曾一次次到成建制下崗的職工中間，動情地承諾：一定要塑造21世紀上海紡織的全新形象，回報大家對紡織大調整的理解和支持，感謝大家為紡織大調整做出的奉獻和犧牲。他們認為，經過這樣一番傷筋動骨，如果不能孕育出新的果實，他們將無顏以對歷史。而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在對紡織行業以結構升級調整為主題的“第二次創業”三度調研后，曾用陳毅元帥的一首五言詩表達內心的感受：“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他認為，在面向21世紀的上海產業結構中，紡織業有望成為一棵“大青松”。

　　紡織蝶變

　　新世紀的上海紡織，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他們緊緊圍繞“科技與時尚”的發展理念，堅定地走高端紡織之路，重點發展科技紡織、綠色紡織、品牌紡織、時尚紡織，實現由傳統制造業向制造業后續服務價值鏈的延伸，努力打造與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相匹配的現代紡織服務業。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蝶變成一家以科技為先導，以品牌營銷和進出口貿易為支撐，以實業為依托的大型企業集團。目前公司擁有總資產193.69億元，凈資產104.7億元，在2008年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排名的中國500強企業中，上海紡織排名第191位；在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排名為第2位。2008年，公司在職職工從1992年調整初的55萬減至2.12萬，國有企業戶數從460戶減至196戶，而實現主營業務收入銷售規模保持在244億元，利潤總額2.8億元，進出口創匯則從8億美元增至27.25億美元，仍然是上海的創匯大戶。

　　公司傾全力整合、培育的“新型功能性化纖及材料制品”和“品牌紡織品生產及貿易”兩大核心業務碩果累累，尤其在我國神舟五號及神舟六號飛船的航天工程中立下奇功，為國家贏得了榮譽。

　　而許多紡織企業則根據城市布局的調整規劃華麗轉身，變換成一個個“都市工業園區”、“創意產業園區”。當年的機器轟鳴變換成歷史的回音，鐫刻下傳統工業悲壯地退出歷史舞臺的社會變遷和產業提升。紡織旗下的尚街LOFT、M50等時尚園區被譽為上海城市的“時尚新地標”。

　　我，作為一名新華社記者，有機會與紡織結緣，有機會在長達40多年的漫漫歲月里，始終關注她的興衰，見證她的蝶變，為她的成長奉獻綿薄之力，這實在是我的幸運。

　　憶及上海紡織的鳳凰涅，我總是心生敬佩，心懷感激。我感悟，紡織工業既然是民生工業，必然是永恒的產業。她的興衰消長，只是世界各國和一個國家不同地區間的此消彼長，只是各類紡織纖維之間的互相興替，只是新技術、新材料不斷迭代舊的技術、材料而已！未來的時代很可能是一個復合材料時代，紡織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人們有理由相信，上海紡織再現輝煌終會有期！

　　作者系新華社高級記者，獲得“新中國60年·上海百位突出貢獻女性”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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