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足協
中國足球“反賭風暴”已升級為一場反“假賭黑”的司法風暴，涉案人員也從足球隊員擴展至足協官員，甚至一些圈內名人也成為被懷疑和舉報對象。在公眾看來，這也許是沉疴難起的中國足壇“重整山河”最佳或者是最后的契機。
在這場風暴中，一個機構成為了輿論的焦點：它是中國體育產業化的先行者，也是中國足球運動的游戲制定者，更是在中國足球發展歷程中承擔了最大責任和最多壓力的絕對主角——足協。許多業內人士認為，要翦滅猖狂的“假賭黑”現象，必須改革足協；而要改革足協，首先需要“解剖足協”。
《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記者 肖良志/北京報道
2009年10月份，由公安部統一部署，遼寧警方和青島警方具體查辦的“抓賭風暴”，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插入了中國足球的“五臟六腑”。盡管這場風暴波及的范圍和最終的結果還無從知曉，但是，圈內圈外都認為，這是中國足球“重整山河”的最好契機。
撇除司法因素，有輿論認為，中國足球的諸多沉疴舊病，根源在于中國足球協會(下稱“足協”)。職業化以來，足協因為其特殊的“官方”地位，一直游離于職業和市場之外。
不破不立。在抓賭風暴的震懾下，足協迎來了變革的最好時機。
“足管中心”還是“足協”？
——“半官半民”的出身
1955年1月3日，作為國家體委體育改革的一部分，足協成立，與同時成立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下稱“足管中心”)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中國足協是個民間組織，是按照國際足聯章程規定，中國大陸足球運動唯一合法的管理機構；而足管中心則是在國家體育總局機構設置中的項目中心。
“半官半民”的性質，從一開始就注定中國足協是一個矛盾結合體：它是民間機構，卻行使著部分政府的權力；它是一個獨立的行業管理機構，也是國家體育總局下設的一個“辦公室”；對外的形象是中國足協，對內的運作機制和方式都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比如，在中國足協高層辦公室的門牌上注明的都是“中心主任或者中心副主任”，而不是“中國足協副主席”。
對外界來說，習慣上都是把在北京市龍潭湖丙三號偉圖大廈二樓和三樓里辦公的工作人員稱為“中國足協”(中國足協現在的辦公地址是北京夕照寺的東玖大廈)；而在總局系統內部和足協工作人員，則一般都對外自稱“足管中心”，說得較多的是“中心如何如何”，而不是“足協如何如何”。在其官員出席相關場合的時候，首先介紹的必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職務，其次才是中國足協的職務。足協內部的稿紙，都是帶有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這樣的抬頭，通訊錄用的也是這樣的紙張，而不是中國足球協會的標記。
“南北賽制風波”
——說不清楚的地位
長期以來，在處理中國足球和職業聯賽的日常工作和具體事務時，中國足協似乎也更習慣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協商”的方式行事：從曾任足協副主席王俊生的對“上級負責”和“負該負的責任”，到閻世鐸在2004年的“還是政府說了算”，再到謝亞龍在2006年的“我們就是總局的一個執行機構”。其中的“官氣”彰顯。
謝亞龍在2006年因“南北分區方案替代目前的職業化賽制”與時任聯賽部主任的郎效農的交鋒就是最為典型的寫照。
2006年，出于“備戰奧運”的目的，帶有濃厚的總局背景的“南北分區方案替代職業聯賽目前的賽制”再次被重提。謝亞龍找到郎效農，要求他盡快寫出關于南北分區的方案，然后呈報總局審批。而郎效農認為，這是一種戕害中國足球的做法，一旦寫出方案審批通過，中國職業聯賽將萬劫不復。于是，他用強硬的態度拒絕了自己的頂頭上司謝亞龍。
隨后謝亞龍和郎效農進行了多次交鋒，謝亞龍最終講出了頗能說明問題的一段話：“你就寫了吧，我們就是一個執行機構，就是要執行上級的決策啊。”郎效農當即反駁說，“我們怎么是執行機構呢，中國足協怎么是執行機構，它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部門的執行機構，是獨立的行業管理機構。”
那場交鋒，郎效農最終取得勝利。7天后，謝亞龍接到總局的電話，說南北分區方案不用寫了，職業聯賽賽制不變。
總局對足協的領導并非只局限于職業聯賽。在世界杯、奧運會等重大賽事的組織上，中國足協都是把自己的計劃上報國家體育總局并得到審批之后，才能去實行。
外界一致認為中國足協擁有財權，那早已時過境遷。幾年前，國家體育總局成立財務結算中心，所有項目中心和機構的用錢都必須經過該中心，比如中國足協關于國家隊、青少部、聯賽部等各個部門主管領域的資金預算，都必須經過審批后通過財務結算中心劃撥。中國足協出差人員的報銷等也一律通過財務結算中心，也就是足協沒有自己的財務自主權。內部人士表示，“花一分錢，都需要經過財務結算中心。”
2008年，國家體育總局因為不滿青少年足球的培養，要求足協改革全運會和城運會賽制和參賽隊伍結構、規模，并且提出政府主導，社會、俱樂部和省市體育局共同培養青少年的計劃。行政足球的色彩更濃，中國足協的地位更加尷尬。甚至，還有過職業俱樂部回歸省市體育局的動議。
“二流論”
——“對上級負責”
正是因為身份的尷尬，使中國足協在處理一些問題的時候，必然首先是對上級負責，而不是首先對俱樂部、球員、中國足球市場等要素負責。最典型的寫照就是1997年戚務生兵敗十強賽之后，當時的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不斷重復的那句“我們是有組織的人”。
業內人士認為，這種復雜的心境，不是說王俊生和戚務生不敢承擔責任，而是因為他們對中國足協的雙重身份過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關系，為自己兵敗十強賽找到最為合適的解釋。
之后，在外界對兵敗十強賽一片躁動，要求教練員從戰略、戰術以及人員使用做出專業解釋的時候，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的何慧嫻親自出面，把中國足球水平進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為著名的“二流說”：“平心而論，中國足球隊不過是亞洲十強中的二流球隊，還沒有完全具備沖擊世界杯的實力……”最終，沒有人為1997年中國隊兵敗十強賽承擔責任。
即使在選帥這樣的純粹業務性問題上，“對上級負責”心態也在足協凸顯。1999年9月份，中國足協為新一屆國家隊選帥的時候，候選人是桑特拉奇、科薩諾維奇等外籍教練，其中桑特拉奇上任的問題已經和足協談好，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徐寅生一句“聽說米盧蒂諾維奇不錯”，足協就立即請來了米盧。
所幸的是，米盧率領中國隊實現了44年進軍世界杯的夙愿，否則足協又要遭受來自球迷及各方的壓力。
暫停升降級帶來巨虧
——足協領導大多官員“空降”
中國足協掌門人和其他副主席的歷次變更，也無不帶有總局色彩。從王俊生、閻世鐸、謝亞龍到南勇，實際上都是總局“空降”到足協的官員，即總局領導班子討論決定誰擔任足協掌門人，而不是由足球圈內推選出公認能夠駕馭中國足球全局的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
如王俊生雖是專業足球運動員出身，但是缺乏先進的管理意識，缺少必要的市場運作經驗；閻世鐸和謝亞龍都是總局秘書出身，在足球專業、管理經營、市場運作方面缺少必要的實踐。
“懂政治”而不懂市場，曾讓中國足球職業聯賽遭遇過重大商業損失。如閻世鐸任期內足協的兩次暫停升降級決定。
2001年年底，足協決定2002年甲A暫停升降級；2004年年底決定2005年中超暫停升降級。據公開數據統計，這兩次暫停升降級給職業聯賽帶來的損失近7個億：2001年年底宣布暫停升降級之后，甲A冠名贊助商百事可樂在2002年年底宣布退出甲A，原本2003年贊助甲A1400萬美元沒了著落，后來倉促拉來西門子，贊助款項只有500萬美金，損失900萬美金，折合人民幣7500萬；2004年，中國足協倉促找來愛福克斯，冠名中超每年600萬歐元，但是至今只有60萬歐元到賬，贊助少了400萬歐元加上要不回來的560萬歐元，共損失9600萬人民幣；2005年，中超聯賽無贊助收入，凈損失1億人民幣；2006年、2007年、2008年共三年的時間，只有金威啤酒贊助冠名1個億，三年凈損失共2億人民幣。期間，因層出不窮的俱樂部罷賽、退賽等，俱樂部和聯賽冠名等商業損失共計2億3千萬。
業內人士認為，因為缺乏專業化、市場化的先進觀念，缺少與時俱進的管理手段，缺失各方面的商業化、市場化和職業化管理運營人才，中國足球就像是很多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國企一樣，入不敷出。
現任足協副主席南勇曾經任職總局人事司，在足協工作12年，外界看來是迄今為止懂得足球也是熟悉足球市場規律的足協高管。從2009年1月19日正式上任之后，南勇試圖進行變革，但難度可想而知。
不成功的“G7革命”
——來自市場的重壓
由于“假賭黑”等問題，足協經受過來自市場方面的極大壓力。
曾任沈陽海獅俱樂部總經理的章健在2000年寫下洋洋灑灑的萬言書呈報足協，希望成立職業聯盟運作職業聯賽，轟動一時。他認為假球、黑哨和賭球都是因為足協不作為或難以作為造成的。章健說，“假球、賭球和黑哨很多都是俱樂部操作的，只要中國足協成立的專業委員會，從專業的角度認定是假球、黑哨或者賭球，就可以在行業內部嚴肅處理，這樣就可以震懾其他人。”
2002年，在龔建平因為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而被公安部門抓捕之后(入獄10個月后，因病去世)，閻世鐸和中國足協曾經迎來整肅中國足球的大好時機。當時，幾乎所有的裁判員都被懷疑有“黑哨”問題，2001年年底，感到事態嚴重的閻世鐸把50多名裁判員召集到北京，關在一個秘密的會議室內進行了長時間的警告和批評，要求大家交代問題。遺憾的是，閻世鐸最后稱只要交代問題并且交回贓款的，中國足協“既往不咎”，因為足協必須對上級負責。于是，很多裁判交代問題而且交回部分贓款，最終逃脫懲罰，只有龔建平一人鋃鐺入獄。
業內人士認為，此舉讓足協錯失了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最好的環境整治時機。之后，足協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危機。
2004年10月份，以大連實德俱樂部董事長徐明和北京國安俱樂部董事長羅寧為首的“G7革命”公然挑戰足協的主導地位。當時，由大連實德、北京國安、上海國際、青島中能、遼足、深圳、四川冠城等7家俱樂部聯合起來要求變革，推倒中國足協重來，這就是著名的“G7革命”。
“G7”打著“政企分開，官辦分離”的旗號，要求中國足協還權于俱樂部。同時，“G7”指出足協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導致整個行業的混亂，無法整肅早已猖獗泛濫的假球、黑哨和賭球。“G7”當時制定了十幾份職業聯盟的文件，提出了60多條職業聯盟的綱領，勾勒了職業聯盟如何像英超股份公司運作的多個條款，承諾會把假球、賭球和黑哨的毒瘤清除，誰不遵守規則誰就出局。
當時，“G7”在北京、上海等多個城市進行了10次以上的秘密會議，認為假球、黑哨和賭球已經成為貽害中國足球的罪魁禍首，指望中國足協已經無法改變現狀，成立職業聯盟，讓中國足球推倒重來是“重整山河”的最好手段。2004年10月26日，“G7”準備了數十公斤材料，準備在當天召開的中超俱樂部投資人會議上散發并陳述“G7”“革命綱領”。
2004年10月26日，北京，某賓館的會議室，時任足協掌門人的閻世鐸請來了包括北京市體育局局長、上海市體育局局長在內的十幾位重要官員。就在“G7”準備在會上散發自己的材料的時候，閻世鐸突然一拍桌子大聲說，“只要我們五位(閻世鐸、南勇、薛立、張吉龍、楊一民)副主席還在足協，只要足協還是我們說了算，這個會議上就不允許你們搞別的議題。”然后北京市體育局局長孫康林和時任上海市體育局局長的金國祥先后聲援閻世鐸和足協，稱“G7的這種行為就像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另外還有幾個省市體育局的局長發言，稱“這樣鬧下去要承擔責任和付出代價的”。“G7”始料不及，一觸即潰。這次會議，后來變成“G7”為首的投資人向中國足協聲淚俱下痛斥賭球的貽害無窮，徐明、羅寧等人表示，“再不打擊賭球，有人會踏著我們的尸體前進，甚至會死人的。”
遺憾的是，直到如今，打擊賭球才終于成為現實，而涉案人員的范圍已上至高層。
中國足壇“假球”事件一覽
1998年 “3號隋波”事件
1998年甲B聯賽第16輪，陜西國力2比3不敵云南紅塔。賽后，國力隊主教練賈秀全公開指責“個別隊員表現奇怪，場外東西很多，防不勝防”，“3號隋波”脫口而出，轟動全國。中國足協多次調查后得出結論：此事系媒體炒作，不存在假球問題。
1998年 甲B“消極比賽”
1998年甲B聯賽，遼寧隊主場2比4負于成都五牛，重慶紅巖主場0比4負于云南紅塔，兩場比賽出現了全場觀眾齊呼“假球”的場面。事后足協以消極比賽為由，對重慶紅巖和遼寧隊各處罰款5萬元，并吊銷雙方主教練的高級教練證書，停止執教資格。
1999年 “渝沈之戰”
1999年甲A最后一輪，重慶隆鑫隊主場迎戰沈陽海獅隊，隆鑫隊在上半時一球領先，下半時卻失誤頻頻，最終被海獅隊以2比1逆轉并保級成功。之后足協成立特別調查組，分別對雙方俱樂部進行細致調查，但最終因“證據不足”，給出了“消極比賽”的定性。
2001年 “甲B五鼠”
2001年，是甲B在暫停升降級前最后一次有升級甲A機會的賽季，聯賽最后兩輪，長春亞泰、浙江綠城、江蘇舜天、成都五牛和四川綿陽五支球隊，為了升級名額打出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比賽，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議是成都五牛與四川綿陽的11比2。中國足協之后對當事球隊作出不同程度的處罰，其中四川綿陽被勒令降級。
2007年 “遼足假球案”
2007年底，參加新加坡聯賽的遼寧廣原俱樂部曝出假球丑聞。新加坡足協徹查此案后，發現遼足多名管理者和隊員涉及打假球，最終球員趙志鵬被判入獄7個月，球隊領隊王鑫在逃。
日韓通過各有特色的聯賽模式，最終成為足球強國；而曾令日本輿論驚懼的“中超計劃”，卻并未能改變中國足球的積弱，問題何在？
對比日韓聯賽，中超差在哪？
——專訪國際足聯駐華商務代表朱曉東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崔曉林/北京報道
11月16日18點30分，在北京華貿中心寫字樓里，西裝革履的國際足聯駐華商務代表、北京歐訊體育咨詢公司董事長朱曉東，準時出現在記者面前。也許是離開家鄉太久，上海人朱曉東的口音已沒有了“阿拉”的韻調，“大家說了這么多年中國足球，這已經不是新鮮的話題了，但是，不管怎樣，中國足球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
中超規劃曾“嚇壞”日本人
“2001年2月1日——這個日子我一直牢牢記著，這一天，中日韓三國的足球官員，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來探討亞洲尤其是東亞足球的發展。”作為日本J聯賽當時的工作人員，朱曉東親歷了那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方聚會。
朱曉東介紹說，中日韓作為亞洲足球的東亞三強，一直以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中日、中韓，或者韓日之間的交流，過去一直是一對一的，中日韓的足球官員從未在一起交流過。2001年2月1日，在東京， 三國足球官員歷史上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朱曉東告訴記者，那一次，中超委員會秘書長郎效農在會議上介紹了中國的“中超規劃”。“宏偉的‘中超藍圖’令日韓官員大感意外和吃驚。會后，一個J聯賽的官員曾對我說，中國的中超讓我們很害怕，中國的經濟已經快速發展，現在足球也要強盛起來啦！
“‘中超規劃’的披露讓很多日本媒體‘悲觀’地相信：中國足球將成為亞洲的一面旗幟，進而成為世界足壇的一只勁旅。日本人開始擔憂，中國足球很快會甩開日本，成為亞洲的老大。”朱曉東說。
然而， 光陰荏苒，8年后的今天，那個華麗的“中超計劃”好像依然停留在“計劃”層面，日本人的擔憂并沒有成為現實。
2009年，日本和韓國雙雙獲得了南非世界杯的門票，中國足球卻在拼命與越南爭奪亞洲杯小組出線權……中國足球在低迷的尷尬中，在深陷賭、假、黑的漩渦中，迎來了暴雪連連的寒冬。
“‘中超計劃’中，升降級制度、球員轉會、賽事管理、 贊助冠名等各項規定，均借鑒了英超、意甲、日本等成熟聯賽模式，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足球賽事規劃，如果能夠有效執行，中國足球肯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朱曉東表示，“中超計劃”之所以令日本人感到恐懼，除了計劃本身的科學與全面，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人有一個觀念，那就是“既然是規定好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堅決執行”。“所以在日本人眼里，‘中超計劃’才會顯得如此‘可怕’。”
“顯然，中超聯賽并沒有嚴格按照‘計劃’行事，一些硬性的門檻，到最后也只是一紙空文。計劃是好的，但最終卻走偏了。這其中除了人為的因素和體制的因素之外，還有一點也值得我們思考：外國先進的足球聯賽模式，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國情，最終中國足球還是要走自己的路。”朱曉東表示。
日韓聯賽：各有各的玩法
中日韓三國在文化背景、足球發展歷史、球員身體條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日韓在亞洲號稱東亞三強，且三國之中，中國足球也是當仁不讓的帶頭“大哥”。
近年來，日韓足球水平進步神速，已接近甚至超過歐洲二流水平，國際足聯的實力榜排名，日本是第40位，韓國48位，而中國足球目前的排名為102位。很多人認為，也許20年前中國是亞洲一流，但現在，已成為亞洲三流甚至更差。
“國家隊水平的高低，往往取決于其國內聯賽的水平，作為亞洲勁旅的韓日，其國內聯賽都開展得有模有樣，而且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聯賽制度。”
曾在日本J聯賽供職4年的朱曉東，對日本J聯賽(日本職業足球聯盟)了如指掌。“日本J聯賽的架構是‘會員制’，是一個大家庭，參加聯賽的所有俱樂部自動成為這個會員機構的一員，并擁有投票否決權。J聯賽共有30個俱樂部參加，分為J1和J2兩個賽制級別，有些像中國以前的甲A和甲B。會員大會對聯賽的重大決策擁有神圣的投票權，并選舉出大會的最高權利機構——委員大會。委員大會下設董事會，董事會是常務管理機構，下設 ‘裁判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紀律委員會’等部門，董事會的主席和成員及各部門負責人，都是由會員大會投票產生的。”
朱曉東告訴記者，J聯賽和中超最大的不同，是聯賽董事會一共有15個成員名額，這15位成員分別來自三個陣營：其中有5個人來自日本足協及J聯賽的管理層 ；還有5個人來自足球俱樂部；另外5個來自社會各界，由社會名流或有影響力的公眾人士組成。“這樣的構成，可以保證聯賽的公平、公正性，同時能夠有效地維護各俱樂部的合法權益，而來自社會的力量，則代表球迷及民眾，對聯賽進行監督和參與聯賽建設。這是一個民主而嚴謹的制度構架。”
“韓國的K聯賽更加自成體系。在韓國，球隊和俱樂部完全控制在企業手里，這一點從球隊的名稱就可見一斑：水原三星、全北現代……這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國企十分相似：企業擁有各種團體，體育運動隊、藝術團、歌舞團等。在韓國，一些知名大企業都同時擁有國內頂級的足球、籃球等體育團體，也有些企業喜歡投資文藝、影視，不一而足。這是韓國的特色。”
朱曉東表示，很難說哪種聯賽體制更好。只要適合自己的國情，能夠把聯賽辦好，能有效提高足球競技水平就是好制度，反之，看起來很美的規劃，不一定實用。
“從俱樂部和球隊來看，日本球隊的名稱比較中性，J聯賽不允許俱樂部直接用企業作為球隊名字，像‘橫濱水手’、‘鹿島鹿角’、‘磐田喜悅’等球隊，你很難看出來這是哪家企業的球隊。但是，比賽的時候，企業的冠名或者LOGO會出現在球員的運動衣上。中超聯賽的各俱樂部和韓國一樣，大多數也是采用企業冠名，如‘廣州廣藥’、‘山東魯能’、‘杭州綠城’等，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的俱樂部并不完全享有自己的權益，中國足協才是‘大家長’。”
誰的中超聯賽？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有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聯賽的所屬權問題。很多人搞不明白，中超(包括以前的甲A)到底是誰的？
朱曉東認為，中國最大的特色，是體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尤其是甲A時代，中國足協下屬的聯賽部，可以不征求任何俱樂部意見，隨時下發一些指令甚至重大決策，當時的足協領導可以直接給某俱樂部打電話：現在有一個某某決定，不用問什么，你就按這個決定做就是了。”
這樣的體制直接或者間接導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風波過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樂部逼宮，中國足協組建了中超公司，俱樂部開始有了自己的話語權，聯賽經營商，多少也分了一小杯羹。
“按《中超公司章程草案》，足協將占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另外64%的股份由16家中超俱樂部所有，平攤下來每家中超俱樂部所占比例只有4%，根本無法同足協抗衡，因此在中超公司中各俱樂部依然沒有發言權，依然是足協的附庸。”朱曉東認為，“作為股東，中超聯賽的俱樂部充其量是中國足球游戲的參與者，對于中超執行的游戲規則，各俱樂部只有接受的份兒。現在看來很難說，中超聯賽到底是誰的。”
朱曉東，1972年出生，原籍上海。1998年進入日本職業足球J聯盟，負責聯賽的電視轉播工作。作為第一位在日本足球管理機構任職的中國人，朱曉東在J聯盟前后工作近四年。其間，無論是J聯盟高層川淵三郎、佐佐木訪問中國，還是中國足協高層王俊生、郎效農等人出訪日本，朱曉東都一路陪同。2003年回國，在北京創辦了歐訊體育文化咨詢有限公司，并作為國際足聯(FIFA)駐中國的商務代表，負責與中國方面協調相關事宜。
借鑒英超，加速中國足球產業化
肖良志
中國足協目前運營的中超聯賽，已被認為是投資人的“無底洞”。當這種積弊達到一定程度，投資方必然爆發。從1998年萬達集團老板王健林的憤而撤出，武漢雅琪老板周建國的怒而出走，到2004年以徐明、羅寧為首的“G7”革命……16年來，中超16家俱樂部中，只有3家投資人始終沒變，其余13家潮漲潮落，不變的是鐵打的俱樂部營盤，投資人變換得都難以想起他們的名字。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大多數足球投資人是有其他目的的而非直接贏利，所以，中國足球的大多數投資人一直是玩足球，而不是經營足球。
本來，中國足協在2008年年底已經按照日本職業聯盟的部門設置進行了變革，準備在中超公司設立相關的競賽部、商務部等要害部門，遺憾的是，因始終脫離不出“衙門”角色，至今無法實行。
如何讓聯賽真正成為一個有秩序的成熟市場，同時讓中國足協擺脫本不該承受的壓力和難題？
讓中超公司徹底成為獨立的運營實體，像英超股份公司、德國職業聯賽聯盟那樣管理和運營自己的職業聯賽，實為良策。這也是那些俱樂部投資人所期待的。作為資本的運作者，他們希望通過中國足球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鏈條，來達到資本運作的目的。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當下的處境和英國足球當年類似。1980年代末期，英國足球聯賽聯盟有92家俱樂部，他們控制了整個聯賽，英足總(The FA)和聯盟之間的對話不暢，甚至矛盾不可調和。1991年，當時的聯賽聯盟向英足總遞交了一份名為《一個運動，一個團隊，一個聲音》的報道，旨在挑戰英足總的權威。期間“超級五強”也一直在慫恿英足總支持他們另組一個聯賽，于是英足總決定投其所好，作為對聯賽聯盟“犯上”舉動的處罰。1991年4月，英足總首席執行官格拉漢姆·凱利公布了《足球未來藍圖》，批準22家甲級俱樂部脫離聯賽聯盟，成立超級聯賽。
大多英國足球人士認為英足總的這個做法極端愚蠢。批準英超成立，雖然削弱了聯賽聯盟的實力，但卻為英足總自己創造了一個更強大的敵人，投入英格蘭足球的資金大多數都被唯利是圖的超級聯賽俱樂部控制，而那些“小兄弟們”很多因“斷炊”而“自然死亡”，嚴重破壞了英格蘭的足球基礎。
而如果沒有英足總支持，“超級五強”即使本事再大，也無法繞開英足總自行組織聯賽。如果他們甩開英足總單干，那他們將失去參加歐洲冠軍杯賽等利潤豐厚的歐洲俱樂部賽事，同時他們的球員也得不到英足總、歐洲足聯乃至國際足聯的承認，也沒有資格參加這些組織的賽事。于是，英足總和英超股份公司建立了一個新的合作模式，如今英超每年的產業化產值達到幾百億英鎊，成為英國真正的產業之一。
什么時候，中超公司真正獨立了，投資人真正想經營足球了，中國足球的產業化才會有希望。當然，即使中超公司真的和英超公司一樣了，也要吸取英足總和英超公司的教訓，防止因過于商業化，而導致民眾無法承受門票價格的痛苦局面。
中國足球協會
中國足球協會是中國足球運動的管理機構，是亞洲足球聯合會及國際足球聯合會的成員。為全國性群眾體育組織，中國全國體育總會的團體會員。職能是：研究制定足球的發展規劃、計劃和方針政策；負責和指導本項目俱樂部的建設和后備人才的培養，管理本項目的各級國家隊；研究制定并組織實施本項目的全國競賽制度、競賽計劃、規劃和裁判法；組織教練員、裁判員培訓；組織科學技術研究，提高訓練水平；制定足球場地標準和足球器材的研究、發展；開展國際交往和技術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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