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旭東 山西報道

　　——訪山西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滿紅

　　 自從山西省政府出臺煤炭業改革新政之后，各方的評論、探討乃至熱捧、質疑之聲就不絕于耳。其中，部分知名學者對山西省政府的這一改革新政有可能導致的“國進民退”表示擔憂。對此，山西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滿紅教授日前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山西本省的學者，自己一定要為山西的這次改革說話，為資源依賴型地區說話。

　　 《華夏時報》：山西省的這次煤炭資源行業大重組，使得大量小煤礦被關停轉，部分民間資本被迫退出，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是“國進民退”，你怎么看待這一說法？

　　 崔滿紅：在這里提出“國進民退”這樣的概念，是不恰當的，它嚴重地曲解了山西省煤炭產業戰略重組的政策內涵，不符合山西的實際和現實。

　　 山西省的煤炭產業戰略調整是產業發展戰略的調整，并不是煤炭產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山西省政府出臺煤炭業改革新政的本意，是在于對全省的煤炭資源進行戰略重組，通過集業化、規模化的戰略重組，強化關系國計民生的煤炭產業的綜合開發能力，提高產業規模效益、降低環境代價、遏制安全責任事故。

　　 以“國進民退”為基點討論煤炭產業的戰略重組，是判斷問題的立足點出了問題。一些學者以“上綱上線”的視角，指出“是在走改革開放的回頭路”，他們把經濟領域內產業發展問題的爭論荒謬地引向了中國改革的“路線之爭”。這些錯誤的推導和結論不僅誤導輿論和公眾，而且有可能影響國家及各級政府和相關企業決策者對問題的判斷。山西煤炭產業的改革新政，不應該也不能被曲解拔高到涉及是否屬于改革倒退、是否否定市場經濟地位的高度。

　　 在這次煤炭產業的重組中，符合條件的民資并沒有受到來自政府或國企的任何擠壓。山西省煤炭工業廳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在整合后保留的1053處礦井中，國有企業辦礦198處，比例約為19%，民營企業辦礦294處，約占礦井總數的28%，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辦礦561處，約占保留礦井總數的53%。加上民資入股成分，民營資本在山西煤炭產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并未改變。

　　 《華夏時報》：不可否認，山西省這次的煤炭業重組，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對此你有什么看法？

　　 崔滿紅：在戰略資源領域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能削弱。類似煤炭這樣的國家戰略資源在國家經濟的整體格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領域，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絕對不能放棄。在包括取得國際能源定價權方面，我國也更加需要做大做強的資源類企業。無論是為了山西的未來，還是為了我國下一個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都要求在類似煤炭這樣的戰略資源領域由國有和股份制、民營企業等具備更強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把握。這也正是山西省政府出臺煤炭產業戰略重組新政的目的之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只要國家出臺有關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發展的政策，一些學者就認為是“倒退”，是“復辟”。但市場經濟并不等于民營經濟，西方任何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消滅和取締國有企業，沒有否定國有企業的地位和在重要領域、非常時期的特殊社會作用——我們正在經歷的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能較快地得以遏制，國有經濟居功至偉。

　　 《華夏時報》：一些學者擔心，這次的煤炭業大規模重組，會造成大量的民間資本流失，不利于山西省未來的發展。

　　 崔滿紅：山西乃至所有資源依賴型地區，僅依靠中小型民資難以達到做大做強資源類產業的目的，更無法依靠他們打破資源詛咒的怪圈。

　　 有關山西煤老板在外省買房的報道時時出現在媒體上，甚至有媒體采訪發現，在山西居然遍布著來自東南沿海的樓市廣告。煤老板們在山西攫取利益之后轉而跑到外省投資和消費，早已不是秘密。而目前普遍質疑山西煤炭改革新政的浙商們，更加不會把家安在山西。

　　 據說，這次戰略重組，浙江商人會帶走600億左右的資金。但是，他們在山西發展的這3-5年間，留給山西的資源環境惡化狀況，國家和山西花600億能治理得好嗎？資源詛咒的怪圈必將還得套在山西老百姓的頭上——這是教訓，值得其他資源依賴型地區記取。從全球經濟歷史的視角考察，資源依賴型的地區經濟往往會陷入資源詛咒的怪圈，資源充足時該地區表面的經濟繁榮會在資源枯竭時蕩然無存。而就總體而言，資源依賴型地區的經濟發展總體上是落后于其他地區的。這種趨勢，全世界都沒有改變過。

　　 能夠打破資源詛咒怪圈的，不可能是炒煤團等極具投機性的投資商們，只能依靠中央和本地政府及身兼社會、經濟責任的企業集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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