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雪 珥

　　大清經濟面臨整體的制度性問題，效率低下、腐敗橫行，這與企業的產權關系毫不相干。任何一種產權設計，一旦缺乏完整且能有效實施的監督機制，遲早要出問題

　　但凡是商人，多少總得講政治、看大局，關心“黑貓”、“白貓”，或者“紅色”與“灰色”，全球皆然。雖然在宏觀層面上，主流觀點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對于商人個體而言，有時恰恰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在大清帝國，很多時候，權力不僅是“生產關系”，更是“生產力”、甚至是“第一生產力”。

　　在世界商業歷史上，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國家，它的官員與商人們的關系能和諧融洽地如同家人一般：商人像政客，做生意的第一法則，就是必須講政治；政客則像商人，權力就是商品，徹底市場化，隨行就市。這就是具有大清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

　　商人捐官成風，貢獻三分之一財政收入

　　大清國的創業氣候屬于典型的“政治—經濟學”，權力是最核心的生產力，也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掌控著經濟的生殺予奪。講政治、懂權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經。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業家，無不殫精竭慮地進修官場權術。

　　有學者做過統計，在1885~1894年間創辦民營企業的55人中，有布政使銜的2人，候補道、候選道5人，候補知府、候補知縣6人，其他佐貳雜職7人。大清企業家的“從政熱”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不斷升溫，甲午戰爭后，1895~1900年新辦的64家民營企業，其創辦人中具卿、寺、布政使銜的有5人，候補道9人，候補、候選知府、知州、知縣17人，其他佐貳雜職28人。這是從“條”看的，從“塊”來看也是如此。對1878~1907年的10家民營毛紡廠統計，創始人中的半數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讀書人講求“學而優則仕”一樣，買賣人也同樣保持了對官場的熱情，稍有點經濟能力，就要買個機關干部的身份，寫在名片上，掛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隨著大清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商人隊伍不斷壯大，商人的社會形象也在逐漸改變。尤其是在天災人禍不斷、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時，以商人為主要“消費群”的賣官鬻爵(“捐納”)，就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某一時期，捐納的收入甚至高達財政收入的1/3強，形成了供銷兩旺、交投活躍的紅火局面。

　　大清國但凡有點余財的商人，莫不是捐官職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葉隨風飄落，能砸到好幾個這樣的“官員”。到了年節，商人們爭相披掛官袍出行，滿大街都是“大蓋帽”，蔚為壯觀。

　　捐官的動機，當然不只是為了響應國家號召，支援政府財政。最樸素的想法，是一種自我保護。大清國施行“仁政”，從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舉著“永不加賦”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脹的官僚機器和公費吃喝、公務消費，加上不斷地對外賠款，政府支出一路上揚，大清國沒有實行先進的財政預算管理，也沒有印刷紙幣，無法玩一把財政赤字。一邊是嗷嗷待哺的財政，一邊是永不加賦的祖訓，結果只能是遇見紅燈繞著走：加強勒索、攤派，賦雖不加，但換個名稱即可。晚清財政，可說是攤派式財政，中央向地方攤派，大官向小官攤派，官員向鄉紳攤派，鄉紳再向農民攤派。這種攤派體制，演變為全社會心照不宣的集體黑箱操作，給各級官吏提供了極大的尋租空間。攤派是個高難度工作，自然是專揀軟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為“柿子”的硬度，以減輕被捏的力度和頻度。

　　商人之所以熱衷于捐官，為的是便于與官方溝通。身加頂戴，可以與官員們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尋門路。成了圈內人士后，衙門或許不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還不時能得到第一手的資訊，搶占商業先機，更有機會享受官方推出的優惠政策，比如稅收減免，等等。大清國的幾輪經濟改革，在向民營企業開放一些產業的同時，幾乎都有政府“看得見的手”在調控操持，給予那些被選中的民營企業家以相當年限的壟斷經營權。這些，當然是官商勾兌交流的成果。

　　官督商辦，虧了企業富個人

　　晚清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有著濃烈的官方背景，許多商人被吸納到這些企業里，成了中國第一批職業經理人。而要成為合格的大清職業經理人，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他們必須有官員身份，大清國的能人們，幾乎都是橫跨官商兩界。一個最有大清國特色的現象是，相當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國有企業(后來多數改制為官督商辦)的管理者，其實是就帶著公務員身份的“救生圈”下海的官員。他們在資金、設備等方面的資源調動能力十分強大，玩“大政治”的張謇、盛宣懷等，莫不如此。

　　在權力與資本的互動游戲中，最為典型、最能體現大清國特色的，就是“官督商辦”企業。

　　大清國“官督商辦”商業機制產生的原因，是由于政府財政枯竭，無力推行純國有企業，需要吸納民間資本參與。但政府對民營資本又心存芥蒂，要將人事、財務等大權牢牢抓在手中始覺安心。所以，在實際操作中，真正掌控這些企業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資人權益的股東，也不是代表公眾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領導人拍腦門任命的干部。這些享受著公務員待遇的“下派干部”們，一只筷子插在機關的鐵飯碗里，另一只筷子則伸向企業的金飯碗，“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一人兩制”，旱澇保收，進退自如。

　　這種特殊的雙軌制，成為當時快速制造富豪的機器，盛宣懷、張謇、徐潤、鄭觀應、胡雪巖等一大批能人脫穎而出，周旋于政經兩界，能者通吃，在短短數年間就完成了原始積累而一富驚人。這些商人的暴富，與其說是大清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好政策，不如說是政府為商人們提供了好“空子”。

　　依靠政府資源的強大優勢，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的輪船招商局，依然獲得了可觀的利潤，但其企業規模卻增長緩慢。在官商決策者們合謀下，沒有被轉入私家錢包的利潤，幾乎都投向了房地產和當鋪等更為“靠譜”和短平快的產業，而很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盛宣懷本人就在蘇州、杭州和家鄉常州購買了大量土地，他在上海租界內的不動產，價值更是高達驚人的1000萬~2000萬兩白銀。

　　這種現象，被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稱之為“采礦式經濟”：采礦者只投入少量的必備品，而當礦藏開掘完，就棄礦而去。這種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短期行為，貫穿在大清乃至民國企業史的始終，成為主流。

　　究其原因，顯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企業領導人的普遍短視或自私。歸根到底，這是“經濟人”對社會大環境的一種本能抉擇：當大清國無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潔等經濟發展的保障環境，而且生財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違法行為時，撈一票就走當然是最明智的選擇。曾有研究者將晚清時期中日兩國的企業發展做了對比，發現日本的企業家似乎更愛國、更有長遠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時的損失。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體制令企業家更有信心。

　　民企披“洋”皮，借洋人勢力抗衡官家權力

　　在一部分大清本土企業家通過與權力的聯姻，獲得生存及發展空間的同時，另一部分企業家則投向了洋人懷抱，披上了“洋”皮，用洋人的勢力來抗衡官家權力。

　　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是：1877年，輪船招商局在政府支持下，打了一場漂亮的收購戰，將美資旗昌洋行下屬的旗昌輪船公司納入懷中，取得了有史以來中資企業對外資企業的第一次重大勝利。但被人們普遍忽略的是：旗昌輪船公司總額100萬兩的資本中，華商的出資占到1/3強，掛靠在該公司名下經營的華商也為數不少。實際上，這場內外資PK的幕后，是大清商人們的一場“內戰”而已。更具戲劇性的是，收購成功后，旗昌輪船公司的華商拒絕回到“祖國懷抱”，迅速另組一家公司，依然登記為美資企業。針對這些愛掛洋旗的華商，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總結道：“每當禍事降臨時，他們就穿起了西裝。”

　　其實，早在禍事降臨前，有條件的華商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的企業穿上了“洋皮”。穿“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遠離“父母官”親如一家般的日常勒索。喪權辱國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講求法制與公正的“凈土”，從而令華商們只需抬抬腳就能躲避官場的騷擾。而為民企換穿“西裝”，也令外企獲得了相當大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營企業，便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稅收優惠，按照當時的“行規”，節省下來的稅款雙方是五五分成。商人們何樂而不為？研究表明，當時幾乎每家外企門下，都有一大串掛靠的大清國民企，“強龍”與“地頭蛇”在此背景下，結成利益同盟。

　　大量為了追逐安全及“政策利差”的民營資本，也為外企在資本層面獲得了“主場優勢”。晚清的很多洋行，并不需要依靠其母國的資本，僅靠依附于其“洋皮”下的中國民資，就足以支撐起洋行的跨國業務。19世紀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國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當地的資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資源，就是一張“洋皮”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說，活躍在晚清的所謂西方外來經濟勢力，其中相當多的外企并非“純種”，而是“混血的私生子”，或者干脆就是披著“洋皮”的純大清國民營企業。

　　集體腐敗，傷及國之元氣

　　大清國的著名思想家兼職業經理人鄭觀應，是呼吁政府為工商業松綁，并旗幟鮮明地提出市場化的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對晚清主流的“官督商辦”或“官辦”企業提出了尖銳的批判。

　　但是，在鄭觀應和他的著作被抬上神壇的同時，時人和后人都不自覺地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國有(官辦)或公私合營(官督商辦)似乎成了萬惡的根源，仿佛工商業只要一沾“國”字就必死，一沾“私”(商)字就必活，對復雜的產權結構和經濟現象簡單地進行非左即右的泛政治化解讀。

　　其實，晚清經濟界所存在的問題，很多與“姓公、姓私”毫無關系。

　　著名日本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就認為，中國的腐敗并不限于官場，而是全民性的。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國都危了，何況小小的企業和行業呢？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將大清國變形的公司制，稱為“不舉”。雖則略欠雅訓，但的確形象地展現了一個完全忽視基本面、而只是表面做花樣文章的中看不中用的“陽痿”患者。薛福成在《論公司不舉之病》中說：“夫外洋公司所以無不舉者，眾志齊，章程密，禁約嚴，籌劃精也。中國公司所以無一舉者，眾志漓，章程舛，禁約弛，籌劃疏也。”

　　因此，與其說大清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產權性質造成的(這當然是一部分原因)，不如說面臨的是整體的制度性問題。一大二公固然絕非多快好省建設大清國的坦途，化公為私、國退民進也絕非是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捷徑。效率低下、腐敗橫行，這與企業的產權關系毫不相干，任何一種產權設計，如果沒有完整且能有效實施的監督機制，遲早要出問題。

　　國有化與否，如果不把它上升到意識形態和基本原則的高度，其實只關系到資源的配置手段和渠道。問題的核心在于，法制化程度的嚴重滯后和全民范圍的信用缺失。在監督和信用缺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還因為政敵們的監督制衡而有所約束，民營企業則完全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生態。尤其是，當政府為了某種意識形態上的顧忌，擔心正常的政府干預也會被扣上壓制和打擊的大帽子，民營企業或所謂的私有化，其實就成為惡棍們縱橫捭闔的戰場，成為遠比國家資本主義更壞的和更無序的權貴資本主義。

　　在一個缺乏法制化和社會誠信的社會，國有也好、私有也好，當商人們不得不在意頭上帽子的顏色，甚至刻意去追逐紅帽子時，這樣的經濟無論其公私比例如何，其本質都是權力主導型的。當權力成為是第一生產力時，所有的改革只能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雪 珥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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