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李 斌

　　張五常先生在他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結語中說：中國曾經有過那么豐富而又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這文化產出的陶器與玉雕我們今天還沒有本領復制出來。為這傳統我感到驕傲，而任何人研究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會同意那是人類足以為傲的一個源頭。

　　的確，中國人的聰明、勤勞和才干，總會讓人刮目相看。新中國成立六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讓整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我們走過很多彎路，盡管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今天，中國已經站在了世界的前面。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沒有活力的經濟體。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在經濟學界，“百家爭鳴”的局面使改革一步步向前推進。但在這個過程中，很多計劃經濟的特征仍然揮之不去，很多體制難題仍然無法化解。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之際，我們在慶祝輝煌的同時，也要帶著這些問題繼續上路。前程總是光明的，但問題一定要解決，不要再讓苦難伴隨在未來的路上。

　　中國數千年文化大可回首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前三十、后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

　　我想，如果沒有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嗎？如果在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年付出的代價，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成功了，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后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荊斬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么聰明，吃得苦、有干勁，為什么要花上二百年才走出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里，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

　　以道德倫理治國，是因為治法成本低，遠低于司法制度。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能帶來災難。

　　國家六十年，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單看北京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夸張了昔日的代價。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

　　有時候，不得不對一些人的短視失望。我以為中國過去五十年的反正經歷、世界過去八十余年的折騰，已經足以告訴人們：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制度安排。

　　可是，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就失去理性判斷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靜。但是，在這個思路混雜的時期，我們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與人的本性相恰。

　　如果說這次危機所展示的制度對比，一方是美國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另一方是中國的管制經濟。我們可能會說，美國現處“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經濟也受到影響，但還能通過“大政府”救助而較快復蘇，那么，這種差別能夠證明市場經濟模式的終結嗎？

　　其實，中國經濟實力的強勁，歸功于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改革”主要是針對政府資源壟斷、針對政府管制而言，是恢復個人的自由選擇權。“開放”實質上也是擴大自由，是讓中國人和外國人能更加自由地進出國界。所以，改革與開放都是圍繞自由，是放開政府的權力約束。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盡量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政府無所不管的經濟。

　　恰恰因為“釋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國門口數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進入中國，讓中國社會終于能盡情分享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秩序的好處。釋放自由就能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這當然是奇跡。但這是自由的奇跡，是市場化的奇跡，不是“大政府主義”的奇跡。

　　產權重新界定的難點

　　過去全盤公有化的計劃體制其實是一套權力體系，當這套體系運轉不下去的時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這就是改革。我們可以把產權的重新界定，作為觀察經濟體制變革的一條主線。

　　中國的產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重新界定產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哪方面的問題嚴重了，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權力界定不是全面的齊頭并進，而是不整齊、不均衡地推進，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力厘定、約束與保障”。

　　這樣，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和沖突，需要在不同的權力之間重新建立平衡。這是改革的一個難點。從體制目標來說，產權安排必須是普遍的，不能保護了這一方，就侵犯了另一方。經濟自由是有邊界的，起碼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問題是，漸進的改革過程，卻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由于種種原因長期滯后。

　　現在大量的實際問題，包括嚴重的環境污染、農地征用、礦業開采、舊城改造，以及行政壟斷行業、政府職能轉變，等等；似乎很難取得突破。這些問題難就難在權力怎樣進一步得到清楚界定，最困難的是產權界定的自發活動，能不能及時得到擁有合法強制力國家的承認？沒有強制執行的“產權”，不可能成為市場秩序之源。

　　但是，如果不讓產權界定過程變形，那就用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機構，都要服從同樣的準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尚未解決的一個重大任務。改革遇到的挑戰是：權力參與、滲透到了產權重新界定的過程，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腐敗。

　　企業家是中國改革的功臣

　　中國從解放到1979年整三十年，這中間培養了社會的仇富心理。富人當時是要被打倒的，當時叫“地富反壞右”，社會對人的教育是“憶苦思甜”，要大家“絕了發財的念頭”。窮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結果是大家都變成了窮人。本來窮人有希望變成富人，可是，徹底打倒富人的結果是連這點希望都沒了，因為中國變成了窮人國。

　　改革后的太平年代時間不長，十分珍貴。如果我們能夠再維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國現代化的夢想大概能夠實現。

　　企業家和工農群眾并不處于蹺蹺板的兩頭。相反，他們處于同一個升降機里，這臺升降機就是整個國家或社會。國家欣欣向榮時，所有人得益；國家混亂時，所有人倒霉。這是中國追求現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經驗。可惜人總是健忘，過去的教訓還得再重復體驗一次。

　　企業家是改革的功臣，他們不但沒有原罪，而且在改革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企業家辦事，原則是利人利己。他們賺了許多錢，和他們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樣賺了許多錢。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財富被創造，否則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損。現在雙方都得利，沒有財富的創造怎么可能。

　　這正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也是經濟學最根本的道理。中國需要真正的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的富人，需要一個能擔負引領經濟發展責任，并擔負相應社會責任的富人群體。

　　理解扭曲的內生性

　　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潛力保持年均8%~10%的經濟增長率，并在二三十年內完成現代化進程。這是由于，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是技術進步和創新。在這方面，發達國家走在前面，它們每實現一步成就都來源于其自主創新，它們要為此承擔巨大的成本和風險。

　　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引進和模仿技術，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較快地照搬一些發達國家的模式。因而，可能在二十年內追趕上國際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發達國家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了數百年，勞動力相對稀缺，適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低收入國家的富裕要素是勞動力和土地，所以，有競爭力的產業應是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

　　然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想快速成為現代化國家，所以大力發展重工業，但這違背了比較優勢理論，違背了中國的稟賦條件。中國發展的這些重工業，大部分在開放競爭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不得不保護他們，并進行補貼，這些都是對價格信號的扭曲，導致企業激勵缺乏。

　　為什么中國改革后三十年內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而其他國家的改革大多失敗了？問題仍然在內生性上。當改革剛剛開始，人們并不明白，扭曲內生地來自于政府對缺乏自身能力的重工業的保護。但是，對這些缺乏自身能力的企業進行保護也許是一個次優選擇，立刻撤除保護則會把這個次優選擇的狀態引向一個第三優的狀態。

　　中國所做的，第一是通過獎勵措施改善工業和農業部門的激勵；第二是采取雙軌制，一方面承認缺乏自生能力的產業的存在，繼續對其提供保護，另一方面解放過去受到壓制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理解扭曲的內生性，正是造成中國與其他國家改革結果迥異的主要原因。

　　中國改革必須以股份制為目標

　　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社會主義企業實行股份制并不意味著改變企業的公有制性質。通過國有資產重組，原來的國有企業或者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或者變成職工或公眾持股的企業，或者是國家獨資企業，經過改制以后的這些企業仍然是公有制企業。所以，中國并非在進行私有化。在股份制企業中，政企分開，產權明晰，資產所有者、經營者各負其責，各取其利，能夠極大地激發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要進行有效配置，就應有相應的市場機制，這種市場機制必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股份經濟與勞動力市場，承包制和其他方式只會把中國改革引入歧途。中國的改革必須以股份制為目標，只有實行了股份制，才會出現新的市場主體，中國經濟才會有新的中堅力量。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面臨著從農村釋放大量多余勞動力的問題。因此，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只要走上了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之路，就業問題就會被擺在突出的位置。

　　如果政府不設法為大批多余的勞動力找到出路，不僅社會難以穩定，而且經濟的持續發展也會受挫。在解決就業問題上，民營企業有很大貢獻，70%以上的新增勞動力崗位是在民營企業中。民營企業也為國家貢獻了大量的財稅收入，并成為了出口企業中一支新的力量。

　　中國  三十年后的世界強國

　　現在的中國與一百年前的美國很類似，無論是發展階段、社會矛盾，包括收入分配以及勞資關系問題，都有類似。我相信未來三十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崛起一樣，中國也會有大發展。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如果采取恰當的改革措施和宏觀政策的話，應該是能夠解決的。再過三十年，我們有希望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強國。

　　各個國家在發展中都有起落，但有一點非常重要，一個國家如果不采取市場化的改革措施，不實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成為世界上強大的經濟體，這是一個基本的結論。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主要靠廉價成本、廉價資源支撐著資產的擴張。經過這次危機我們也看到，這種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如果繼續的話，可能世界危機會更嚴重。怎么辦？就要提高創造附加值的能力，而這依賴于技術進步。但我們也遺憾地看到，中國的企業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技術創新還很薄弱。

　　從歷史上來看，沒有一個國家不去創造一個新產業或一項新技術，就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如果我們只是重復發達國家過去制造的東西，即使成為了世界第一，也不是最強大的。

　　經濟發展還是硬道理，不要老想著出頭。國際地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爭來的。如果我們在國際戰略方面很好地把握，就有希望到2040年的時候，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二百年的時候，成為歷史上非常自豪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三十年后回頭看，在我們的一生當中，小的時候受人家欺凌，中年的時候出國被人家看不起。但三十年后，我們也許會作為一個泱泱大國、世界強國的公民，走到世界各地都會受到尊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健康地、好好地活著。

　　改革還需貫徹到底

　　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改革過頭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對了。我們應當具體分析一下，看看我們碰到的問題，到底是因為市場取向的改革造成的，還是由于改革沒有到位造成的。

　　其實，事情是很清楚，有的改革決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沒有貫徹到底。比如國企改革，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對于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革作出決定以后，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到了一些大國企那里，改革似乎就停頓了下來。

　　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開始加速，這個改革走了幾大步，但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分歧，對民間創辦銀行到現在也沒有松口。要把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市場化改革來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們的市場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雖然十五大提出來要建設法治國家，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問題，還有一個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建設法治國家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二是執法。從立法方面來說，數量是不少，但從一些基本的立法看來，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能夠做到公正執法、獨立司法，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但對于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所謂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會導致腐敗，這確實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唯一的辦法是靠法治。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許多隱蔽的失業顯性化，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中國的失業是“總量過剩型”的失業，要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根本性的措施是大規模增加就業崗位。

　　適度的通脹對于抑制消費、籌集建設資金、增加就業崗位是有幫助的。當然，即通脹是溫和的。在這種前提下，力求把增加就業作為經濟生產的重心。

　　只要全國人民當年的基本生活沒有受到影響，沒有把更多的社會財富都用于投資的情況下，投資規模越大越好，投資增長率越高越好。有那么多人等待就業，不擴大投資規模，不提高投資率，飯碗從何而來，就業崗位從何而來？

　　要有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的更好的輿論環境和投資環境，政府盡可能為人們創業提供方便，要降低稅負，特別是對那些剛剛創業的人，更應當降低稅負。

　　長期以來，我們只注重財產的所有權屬性，并形成一個共同意識：公有制好，私有制壞。要重新認識私有財產，重新認識有產者。只有當中國社會涌現出更多的有產者、更大的有產者時，就會同時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鼓勵中國人到國外找飯吃，包括擴大出口和增加勞務輸出。應該將勞務輸出的經營權放得更開些，鼓勵更多的民間機構，特別是私營機構到國際勞務市場上做生意，接訂單。此外，加強教育培訓，提高輸出人員的素質，進而提高我國勞務輸出的市場份額。

　　中國最短缺是耕地、是基礎設施，是大學，是小城鎮建設、第三產業的發展。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的重點是四造，即造地、造路、造人、造環境。

　　制度的力量   

　　1985年我出國留學，西方社會給我的最大震撼是商業繁榮。走進超市，貨架上的商品琳瑯滿目，同一件商品很多種牌子激烈競爭。為什么美國的商業那么繁榮？那是因為商品豐富的背后有一整套較為先進完善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制度的力量大大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和生產活力，使人們的各種創造性和生產積極性都得到發揮，這也是制度變遷中所釋放的能量，是市場機制的奧妙所在。

　　如果說制度是一種規則，那么，不同的制度規則會產生不同的經濟效益。計劃經濟制度下，國家實行固定價格制度，人為定價造成了商品短缺。當采取了市場定價后，根據供求關系變化自發調整價格，最后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買東西要憑票，還要排隊才能買到商品。

　　定價只能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只有實行市場定價，按市場需求得到價格信號才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靈丹妙藥。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去廣東調研，當時廣東開始實行農副產品價格放開機制試點工作，在全國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有人擔心這可能會引起價格不斷上漲。

　　但是，經過六個月的市場檢驗，農副產品的供應大幅增長，價格下降，市場需求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們開始挖魚塘建雞場種菜地，九個月后價格下降60%，市場價格信號使得生產大幅度增長，農民的收入也同步增長，市場價格機制的重要性充分得到體現。

　　政府并沒有增加經濟投入，僅僅改了一項制度就取得了這么好的成果。所以，下一個三十年，應發揮制度的力量，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更好地發展。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