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跨國貿易處境，終于從零星爭端狀態躍升為草木皆兵模式

　　文 《環球企業家》 趙軼佳

　　輪胎、汽車、肉雞產品、無縫鋼管、聚酰胺-6,6切片……

　　從2009年9月11日起，這些輾轉在中國國際貿易通道上的貨品有了一個隱形的新標識：跨國貿易爭端中的荷槍實彈。

　　這天，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對中國進口的輪胎實行懲罰性關稅，在原有4%關稅的基礎上，今后三年分別加征35%、30%和25%的附加關稅。就在該決議簽署兩天后，中國商務部即啟動對美部分汽車、肉雞產品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

　　和所有一觸即發的爭端一樣，其范圍和強度很快超出預期。10月7日，美國商務部對來自中國的無縫鋼管啟動類似調查，而隨著歐盟、印度等經濟體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在10月12日，這場紛爭已升級到空前程度：中國商務部決議對聚酰胺-6,6切片進行反傾銷調查，這種在電子、軍工、汽車、紡織等領域廣泛運用的合成樹脂將戰爭火力提升至十分，另一方面，調查產品不僅來自美國，還包括意大利、英國、法國和臺灣地區，這迅速使貿易戰場實現全球化。

　　由于上述連鎖事件，奧巴馬已被全球輿論界視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元兇，和他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新晉身份相配，奧巴馬的個人形象在強烈沖突中淪陷。與這個沖突同樣強力的，則是中國所處的劍拔弩張的貿易環境。

　　其實，入市8年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曾中斷，但輪胎特保案所引發的爭端卻擁有不同意義。這樁奧巴馬赴任以后處理的第一樁中美貿易案，很大程度上可作為處理中美貿易摩擦的試金石。

　　但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當前國際社會對貿易保護主義高度警惕，批準輪胎特保案會在國際上引發負面效應，幾乎是無需論辯的政治常識。奧巴馬緣何做出這種反常之舉，值得深入剖析其背后動因。“我認為我們需要更仔細地去看這個決定，很多人把這看做是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一個信號，但我不認為我們現在可以這么說。” 曾擔任戈爾競選總統班子國際貿易顧問、Akin Gump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的高師朋(Spencer Griffith)對《環球企業家》說。

　　簡言之，如今草木皆兵的跨國貿易氛圍，是一種必然趨勢，還是一位創新型國家首席官員給世界帶來的一場意外？

　　偶然還是必然

　　近期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輪胎特保案及鋼鐵案的發起人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是奧巴馬決策時不得不著重考慮的利益團體。與布什政府代表大企業利益不同，奧巴馬的政治基礎正來自于USW所代表的勞工團體。對這個團體來說，政府承認中國的傾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精神安撫。

　　但這種解讀并未觸及根本。事實上，美國總統的決策取決于當時美國國內社會矛盾的優先級。對現任政府來說，美國醫療改革、氣候以及新能源議題、朝鮮區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都要高于國際貿易。在高師朋看來，二十年前戈爾競選時代，貿易位于美國政府任務清單的前列，與現在的序列相反。

　　正是考慮到讓奧巴馬焦頭爛額、不惜放棄連任也要推行的醫保改革這個層面，美國勞工團體這一利益方的支持必不可少。

　　而對于目前出口導向的經濟體中國而言，貿易則是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這注定了雙方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傾注精力不同。從更大的視野來看，中美雙方整體利益捆綁相當緊密，如何在貿易問題上保持謹慎而微妙的平衡，是對政治智慧的真正考驗。G20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奧巴馬的對話被視為一個樂觀信號，在會面中，胡特別指出輪胎特保案不應該再發生，意欲緩和中國所面臨的日益緊張的貿易氛圍。隨著奧巴馬于11月訪華，這種牽扯政治經濟關系的博弈將從野蠻的對峙狀態轉向微妙的制衡狀態。

　　事實上，以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態勢，進入WTO后陷入激烈的貿易摩擦幾乎無可避免。在輪胎特保案之前，有6起特保起訴，2起在調查階段就被美國貿易委員會(ITC)否決，4起被布什否決。這次，是WTO框架下針對中國產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421條款”的首次啟用。這個極不公正的條款是當初加入WTO的代價，但到2013年，它將失效。因此，這個時段內，中國制造業上的任何環節都可能成為眾矢之的。“很多人都說，這個案子，我們輪胎行業其實就像是被抽獎抽中的。”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徐文英告訴《環球企業家》。

　　不過，焦點匯聚于中國輪胎制造業，尤其是備胎制造，卻并非偶然事件。某種意義上，備胎業是處于供應鏈低端、并無太多高科技含量的中國制造業的縮影。輪胎特保案之后，人們熱衷于議論的是，該產業結構是否合理，產業轉型、產品升級換代被認為是解決貿易爭端的最佳途徑。“我倒不覺得這是個教訓。”對外經貿大學的崔凡博士對《環球企業家》說：“未來趨勢肯定是中國產品檔次上升，這種產業轉變是正常過程，但這樣才會導致摩擦越來越多。”

　　特保案果真會如強心劑般催化升級過程？對現階段的中國制造業來說，這尚需時日。盡管西方國家屢屢詬病中國的產能過剩，但毋庸置疑，中國出口大國之地位已無法被撼動。在崔凡看來，去年11月以來，受到經濟大環境所累，中國出口量持續10個月同比下降，但從總量上仍有可能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山雨欲來

　　中國目前的境遇，很容易令人想起上世紀70、80年代的日本。當時，從紡織品到電子產品，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產品進口國，直至1990年代，韓國電子產品崛起后，日本的強勢地位才日漸式微。同中國遭遇類似，日本當時被要求自限，即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配置。

　　同樣，由大量出口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促使日本進行大規模海外投資。不過在眾多美國主流學者看來，中國比當年的日本更具威脅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日本企業當年投資的多是文化、旅游等產業，而中國企業則更青睞戰略資源行業以及營銷渠道等。在戰略資源這個敏感區域，西方政府顯然更為審慎。

　　實際上，中國在貿易及并購上遭遇的路障均是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聚集的征兆。但和當年日本不同的是，如今，新興市場恰逢整體成長期。壓力不僅來自于西方，也來自于印度等金磚四國。

　　對印度來說，其仰賴美國的高端服務業的可持續性在這輪經濟周期遭到質疑，擴大內需，回歸制造業成為必然的調整策略。去年11月，中國玩具制造業受沖擊時，印度在本國提出大量優惠政策，鼓勵玩具生產。同樣，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巴西和依賴自然資源的俄羅斯都是中國出口的競爭對手。在亞洲，擁有更為廉價的人力成本的越南頗具威脅。

　　各方面的信息都具有相似的提示意義：隨著國際社會間合作與競爭關系復雜性的增加，中國遲早都會面臨更為頻繁與激烈的貿易爭端。

　　對中國來說，提防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是一個方面，但同時，成長為一個創新型的制造業大國，日本同樣是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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