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企業家》 黃亞生專欄

　　中國現有的分配制度使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很難支持消費

　　很多人以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為由來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率及老百姓的消費不足，從概念和數據上來講，這種理論都站不住腳。

　　任何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保障都不夠健全，但是許多國家仍然在消費。印度的經濟增長便是大部分靠消費—雖然印度人的儲蓄率比中國人還要高，但是印度的消費對經濟增長起到的作用比中國大得多。

　　在過去很長時間內，日本都被認為社保體系不健全，甚至現在美國的社保體系也經常受人詬病，至少不如北歐國家那么好，他們為什么依然愿意消費呢？

　　目前，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已經采取了很多改善措施，這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社會保障支出如果實施得當，能夠降低民眾為防范未然而進行儲蓄的想法。

　　但是中國消費不足的根本癥結不是出在社保體系不健全，而是因為居民收入增長太慢，居民支出多少完全是由收入所決定的，他們儲蓄不全是防范未來，而是由于現在沒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支出。

　　中國國民財富的增長存在嚴重的失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家庭收入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的平均增速為11%，1989-2002年期間下滑至6.3%，目前這一增速回升到9%。而同期中國的平均GDP增長一直穩定10%以上，這說明增加的收入多數進入了政府和企業的口袋，而不是普通居民。

　　在印度經濟中，每增長100塊錢，有70至90塊錢都轉化為了居民收入，而中國每增長100塊錢，只有40至50元轉化為了居民收入，不能冀望在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快速地增加支出。

　　所以，中國目前刺激消費的政策理論和現實是完全相反的，“家電下鄉”等政策是要讓農民消費，而他們已經沒有更多的錢可以使用，因為在一方面增加消費，必定會導致其在另一方面減少支出，但有錢的富人們卻不可能因為這種政策而增加消費。

　　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無法反映居民消費的真實情況。使用中國數據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其定義是什么，這個定義的關鍵點就在于“社會”。“社會”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一部分是政府機構和企業。

　　通過把過去30年政府公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收集起來，以及研究國家統計局每年的居民收支調查，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到90年代中后期，如果政府公布的零售額是100元的話，只能在居民收支調查中找到60至70元，也就是剩下的都是機構消費的。因此在目前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有可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都是機構消費所貢獻的。

　　即使是居民收支調查，覆蓋的對象也主要是城鎮中的工作人員，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以及農民很少被覆蓋進去，所以，那些看上去還不錯的數據背后的真實情況可能會沒有那么樂觀。

　　中國人的儲蓄最后都用在了一次性消費上，比如婚喪嫁娶以及購置房產。但這種一次性的消費都不是持續拉動經濟的真正動力，真正的消費是美國人那樣平穩地將錢花在日常生活中，而那種一次性消費恰恰增加了居民的儲蓄傾向。

　　要刺激消費的關鍵也不是讓政府和企業多花錢，而是要平衡國民財富增長的分配，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為他們的消費傾向比政府、企業以及富人都要高。

　　發展服務業是吸收低收入人群就業的主要途徑，很多人認為服務業主要就是IT、金融等，其實不然。

　　印度的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例比較高，但它的服務業主要的形態是個體工商戶。但在中國，這個群體的數量在2001年達到高峰后隨即下降，最近才開始又有回升。中國要真正轉向消費型經濟，還需要認真地重新考慮目前專注于巨額投資和出口的觀念，而如何提高民眾收入，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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