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傳統的盎格魯—薩克森式經濟思想到了應該全面反思的時候

　　最近，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宣稱，他希望西方國家少強調一些經濟增長，多把注意力用在確保國民生活幸福方面。不熟悉近期經濟和金融產業發展趨勢的人可能會認為，這只是法國人的過度浪漫，或者是不愿全力應對更緊要經濟問題的托辭。

　　薩科齊的觀點既不浪漫，也并非不現實。這種觀點的提出預示了經濟政策制定過程的變遷。人們不再簡單地認為GDP增長馬上會給所有人帶來好處，而開始強調如何讓經濟增長促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也就是說在醫療保健水平、退休保障、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就業狀況等方面做出改善。

　　這種關注面更廣的觀念，其核心部分是對于盎格魯—薩克森式經濟思想的質疑。盎格魯—薩克森式的經濟思想強調高度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大魚吃小魚的思維方式，以及對社會上自我奮斗獲得成功的“冒險家”積累大量財富的贊賞。它的存在有一個前提，就是社會和市場都要在政策制定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影響下發展。

　　近三十多年來，里根—撒徹爾經濟思想在美國和英國占據主導地位，現在它將面臨另外一種思想模式的挑戰。亞當·斯密曾斷言，保證了每個人的私人利益也就保證了社會整體福利，現在這句話得換個說法了，社會整體福利和個人利益必須統一，而前者比后者更重要。這在美國肯定會激發一些多少有點幼稚的討論，尤其是美國是不是在滑向“社會主義”的問題。

　　對盎格魯—薩克森自由市場模式的質疑，促使薩科齊采用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兼顧的評價標準。很明顯，英美一方，與包括西歐和日本在內的另外一方之間的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直在擴大，現在還是沒有縮小的跡象。那么美國的經濟政策是怎樣開始如此醉心于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的呢？

　　答案可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不同經歷中找到，美國對這一時期的看法與世界其它地方是有所不同的。那時候歐洲經濟舉步維艱，二十年代德國的超級通貨膨脹使其在貿易和國內經濟政策方面都受到了影響。在德國的國際支付問題導致了戰爭之后，二戰后時代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就是集中運用公共政策工具，堅決避免通貨膨脹。歐洲的觀點，簡單來講就是通貨膨脹是最主要的經濟問題，因而也最需要警惕，這首先主導了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政策，后來又主導了歐洲央行的政策。

　　美國的經歷不一樣。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導致了兩位數的失業率以及經濟活動的嚴重縮減，促使羅斯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也成立了許多政府職能部門，這些部門到今天依然存在。一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通貨膨脹一直都不是美國的主要經濟問題，即使在后來，通貨膨脹水平跟歐洲的比起來也不算嚴重。

　　經濟增長一直都符合美國經濟追求的收入不斷增加的目標。在戰爭結束、經濟恢復活力之后，兩者更是被看作了一回事。美國的金融機構很快就發現，社會上需要信用產生機構，這對GDP的貢獻跟增加消費量一樣。增長要靠消費者和私人企業來實現，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即使是三十年代設立的那些維護穩定和提供金融保障的機構，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已經被邊緣化了，金融市場被放開，開始對經濟施加魔力。

　　歐洲的經驗與美國不同，他們更多地依賴于政府支出而不是消費者支出，在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更強調中央政府的整體規劃。歐洲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被責令優先并且主要對抗通貨膨脹。美國人的目標則要簡單得多。

　　近期的事態發展也在彰顯這一區別。在雷曼兄弟崩潰之后，歐洲央行降息步伐很慢，而美聯儲動作很快。華爾街對此頗有微詞，他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政策而是資金流向。如果歐元利率持續高于美國利率的話，資金就會從美國流出，而那時恰恰是銀行業最缺乏流動資金的時候。

　　在美國，經濟增長的相關報道還是會占據新聞頭條。因為在未來幾年內實現經濟增長都很困難。面對短期內的經濟形勢，歐洲和日本已經準備接受較低增長率的發展路線，采取咬牙堅持的做法，而美國始終是樂觀情緒彌漫。如果我們從美國的樂觀主義中減掉夸張成分和政治因素，歐洲的做法可能更現實，更能給國民帶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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