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西北大學教授李剛

　　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李剛，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省商業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陜西省陜商研究會副會長，陜西省陜商理事會副理事長，西北大學陜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陜西商幫史、陜西經濟史以及西北市場史研究。

　　 日前，李剛先生就陜商的歷史變遷及重振陜商精神等話題接受了《中國商人》獨家專訪。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中國商人》：陜西古來為農耕文明與各游牧文明激烈沖突的前沿地區，而且是歷史上的十三朝古都，那么陜西歷史上不同時期都出現過哪些商業集團，其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何在？請您介紹一下其中的情況。

　　 李剛： 在明清時期，陜西商幫（陜商）曾壟斷了中國西部貿易500年之久，并以財雄勢宏被尊為“西秦大賈”或“關陜商人”，而且還一度名列我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的前列，和晉商、徽商齊名。就連明末清初科學家宋應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可見陜西商幫在當時的影響。但是，到了清代乃至近代，東南沿海一帶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陜西商幫漸漸沒落了。至于其衰落的原因說起來還是蠻復雜的，如果簡略地講有兩大原因，外部原因就是1867年的一些事，內在原因我覺得是與陜商本身的素質有關的，他是農民進城。充其量是個富農，而沒有轉換成富商，這是陜商的悲劇。

　　 具體來講陜西人還有個陳舊的歷史觀念，陜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長期作為帝國主義就養成了陜西人的歷史優越感，所以“老子天下第一”。他有這么一個歷史文化優勢，所以形成了今天陜西人的歷史優越感同時也形成了歷史的惰性。陜西人一講就是周秦漢唐，就是兵馬俑，陜西人永遠沉浸在歷史與過往中。在陜西人看來人類歷史的光明不在于明天，而在于昨天或者前天，所以他老是向后看，總是走不出我們叫做“先人”的那個陰影，這種地域文化性格是歷史造成的，畢竟這個民族最漫長的輝煌時期是以陜西為中心的。

　　杜十娘被轉賣給陜西商人

　　 《中國商人》：陜西歷史上這些不同時期的商業集團，其組織形式與群體精神有沒有一些共性的特點？

　　 李剛：中國商界人士給陜西人有個提法，叫“陜棒槌”。一個是“徽駱駝”，一個是“晉算盤”，山西人善于算計，第三個就是陜棒槌，我們陜西人辦事直爽。比如說清代時在四川、在康定一帶，流傳說陜西人在四川就跟豆腐跟狗一樣多，當時四川還有一句名謠，就是要發財找陜西人。在宋之前，陜西商人乃皇家商人，這個地位是任何一個省份都不能取代的，陜西商人是帝國商人、皇家商人。 到了宋以后，盡管經濟、文化中心南移，陜西成為邊關地區逐漸被邊緣化，但是陜西是最早產生商幫的地區，主要從事東西部的茶葉、棉布、煙草、藥材、皮貨以及金融業六大產業，陜西人的腳步遍布了祖國各地。

　　 《中國商人》：明清時期，曾一度有“山陜商人”這樣的說法，據您多年對陜西商人群體的研究來看，陜西有沒有類似于山西平遙那樣的根據地，晉商與“陜商”，在群體行為方式和精神特點上有何異同？

　　李剛：早在明清時期，陜商就形成以涇陽、三原為中心，覆蓋陜西、西部地區的市場網絡體系，壟斷了西部貿易。其中，三原是當時的“中國西部華爾街”，民間甚至有“寧要三原，不要西安”的說法。

　　相比晉商，陜西商人身上有著許多優秀的特質，比如實在、純樸、勤勞、堅忍、反對鋪張浪費，但我們也不能回避缺點。其中，缺乏市場運作能力及意識、不抱團、不重視細節是陜商最主要的三大弊病，也是陜西商幫漸漸沒落的原因。

　　我們陜西有個人叫趙公明，是中國的鎮財人，這個財神不光是陜西的，同時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是我們這個民族要求發財致富，要求改變貧困面貌，走向富裕的精神需求，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引爆點。再比如我上次講的類似于會館這樣的東西，陜西人講《喬家大院》唯獨沒有寫組織奮斗史，誰來組織呢？會館。而天下會館屬陜西。明清時期，在全國蓋的會館最多的是陜西。我抓這個題目，很可能又抓了一個當時中國商界最有價值的商業標志符號，又能抓住全國人的眼球。

　　再比如下腰纏十萬下揚州，當時我們陜西人也好，山西人也好，安徽人也好，這三大商幫都是在揚州發財致富，揚州是他們共同發財致富的歷史原點，那么商人發財以后呢？也就帶動了揚州服務業的發展，我們講的什么呢？叫揚州的秦淮河畔，比如你們熟知的杜十娘，那里面文人李嘉（音）把杜十娘轉賣給一個陜西人，這個故事都和陜西人有關系。所以陜西必須要走高端文化路線，我們只有陜西有這樣的資源，有這樣厚重的歷史條件，別的地方就沒有。哪個地方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北京才五百年，上海一百年，深圳三十年，陜西多少年呢？五千年！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我們這個民族最輝煌的歷史不是在北京渡過的，而是在陜西這一塊土地上渡過的，這就是震驚了世界的漢唐歷史。

　　　

　　陜西企業家應學習老祖宗的市場運作意識　

　　 《中國商人》：一個商人（或企業家），一個商幫（或商業集團），總是要面對各種包括政治、軍事等外部營商環境的劇烈變化，同時他們要必須面對商業與一般的道德與人性的考驗，陜西商幫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在這些考驗中表現出的經營謀略和營商思想，有哪些值得今天的陜西企業家學習和繼承？

　　 李剛：明清之間，陜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戶多來自那些經過世代積累、經過了漫長時間考驗的商賈家族，他們分布在西安周邊的渭南、大荔、韓城等區縣，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區。如今在陜西的區域經濟中，渭南當時是備受矚目的地區。渭南的趙家、嚴家、柳家、詹家是當時的“關中巨富”、“蓋省財東”，圍繞著他們的眾多商業家族，則是巨龍身上的參差鱗甲。渭南趙家由富而貴，或者竟有一個子孫在科考中一舉奪魁、高居榜首，從而演變為一個“政治家族”。

　　 與趙家相得益彰，渭南陽郭鎮賀家洼村的賀家依托自己的主體產業錢莊和典當，開始了“品牌經營”和“全國性擴張”，并有了規�；�的資本經營和金融活動。賀家的錢莊和典當鋪可以影響到整個地區的商業活動。近到四川，遠至新疆，均有賀家的字號。從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戰亂，有天災，有人禍，有全國各大商幫之間的市場攻伐，賀家留下了自己獨特的品牌傳奇。

　　 當前，陜西企業家最應該注重學習和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市場運作意識。

　　 《中國商人》：我們了解到陜西當地政府正在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各地陜西商會的橫向聯合，而且像陜西商界人士也有“復興陜商”這樣的使命感，您對此種共識的形成有何看法？

　　 李剛：明在元行省基礎上，設立了陜西布政使司，所轄地區包括今陜西全境、甘肅嘉峪關以東各地、寧夏和內蒙古伊克昭盟的大都、青海湖以東部分。因此，我個人覺得叫“陜商”是不正確的，應該叫“陜商”。

　　 當然，“復興陜商”這樣的使命感能促使陜西商幫的再次凝集，有利于挖掘和提升陜商文化內涵，合力推動陜商企業的健康成長，以及企業的宣傳、推介，擴大陜商企業的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

　　 《中國商人》：就城市標志性項目的開發來說，西安有曲江新區；就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來講，神木推出了倍受關注的全民免費醫療，您對這兩個被外界視為“陜西創造”的代表性項目有何評價？

　　 李剛：曲江和神木反映了新的態勢。神木是靠煤礦資源支撐高福利，實行免費醫療。但資源總會枯竭，要想一直對老百姓有高福利，神木必須抓緊調整產業結構，將賣資源轉化為賣產品，加強新產業的支撐；曲江新區具有市場運作優勢，被文化部首批授予“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區內匯集了大唐芙蓉園、曲江池、唐城墻等一批極其珍貴的旅游資源，可以說曲江開創了一種獨特的運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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