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天下 榮耀神州

　　小商營家，中商營幫，大商營國。如果說一個地域的高天厚土、山川水脈塑造了一方人民的氣質與風骨，其商人群體的奮斗與傳承則為這個世界的繁榮與自由奉獻了更多的光榮與夢想。

　　有鑒于此，我們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就榕商群體特征，歷史地位，以及其在當今和未來有可能發揮想影響力展開討論。

　　楊佩昌：閩南土樓史，就是榕商家族商業史

　　楊佩昌，德國歐中經濟技術交流促進會會長。先后就讀于德國萊比錫大學、北京大學，師從于德國經濟政策協會主席、德國政府經濟政策顧問哈瑟教授，從事歐洲經濟政策與中歐貿易研究。 2006年-2007年，楊教授受德國政府邀請前往德國弗萊堡大學從事能源經濟研究并擔任高級訪問學者，擔任歐洲應用技術大學、首都經貿大學客座教授并長期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主講領導力及企業教練課程。

　　就榕商群體行為特征、歷史貢獻、未來的地位和影響等相關問題，楊佩昌先生接受了《中國商人》專訪，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中國商人：作為東南亞地區海上貿易的重要門戶，福州一度享有“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近代海軍搖籃”、“中國工業、科技策源地”等諸多美譽。今天的榕商也大致繼承了這一歷史特色，我們看到全國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業實力相當雄厚，企業家人則很“低調”。從企業家行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形成這種群體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地域、傳統還是其它現實層面的因素？

　　楊佩昌：我認為主要是由于榕商文化所造成的，當然外部的環境和其它因素也使榕商們喜歡保持低調。榕商是閩商的一個分支，閩商是一個外來的群體，這就注定了他們保持低調的性格，從而形成了特有的商業文化�？v觀榕商的經商歷史，福州人素有“走四方、闖天下”的傳統，足跡遍布全球各地，數百年來，一批又一批福州人漂洋出海，謀生創業，創造東渡日本、北達歐亞、西至南北美洲、南抵東南亞各國的輝煌歷史，他們敢于拼搏，善于經營，經過長期奮斗，創造積累了財富，目前海外榕商主要集中于美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港澳臺地區。

　　中國商人：歷史上的各大商幫如陜商、晉商、徽商等都留下來氣勢恢煌的會館等標志性建筑，這些建筑一方面顯示出他們的經濟實力，也傳達出他們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群體價值觀和人生的追求。以福州商人為核心的閩商(歷史上以中原移民過去的客家人為主)，則把周易文化的精髓發揮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圓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樓。您是否了解這些建筑，你認為這些建筑傳達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體氣質和行為方式有沒有一些聯系？

　　楊佩昌：看過一些這方面的介紹和影像資料。比如最著名的土樓。我認為建筑更多的是展示一種當時的文化和建筑藝術，尤其是古代建筑，必須考慮本地可用建筑材料和技術。所以，這些建筑傳達的文化精神更多的是一種人的生存之道和傳統的民族文化。比如土樓作為福建客家人引為自豪的建筑形式，是福建民居中的瑰寶。同時又揉進了人文因素，堪稱“天、地、人”三方結合的縮影。數十戶、幾百人同往一樓，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處的家族傳統。因此，一部土樓史，便是一部鄉村家族史。此外，就地取材，用最平常的土料筑成高大的樓堡，化平凡為神奇，又體現了客家人征服自然過程中匠心獨運的創造。這些或多或少都影響了當今榕商的一些經商文化和行為方式。

　　中國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溫州商人到福州來尋找機會，在我對他們的采訪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業家也經常提到這一點。今天的溫州商人依然是從事輕工業制造和貿易為主，而福州商人則多以重工業產業的投資、制造和貿易為主。您如何評價“溫商”和“榕商”在產業選擇上的這些特點？

　　楊佩昌：這還是一種經商習慣和文化的影響。溫州人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給好臉色看，他們只有一個念頭，不管你怎么看我對待我，我就是要賺你的錢，溫州商人喜歡短平快，單打獨斗，這是溫州商人的經商習慣，所以喜歡選擇投入小，見效快的項目。

　　而榕商卻有出海經商和做大老板的傳統習慣。自古以來，“出海從商”是閩南人的最佳職業選擇，更善于從商業實踐中汲取智慧。開拓進取，敢闖敢拼，算度精深是閩南商人的品質，做大做強為經商的成功目標，這就決定了他們在產業選擇上更喜歡做大做強的產業。

　　據統計，祖籍福州地區的有富豪東南亞前首富福清人林紹良，顛峰時期為世界第六富豪，個人資產184億美元；東南亞現任首富福州人郭鶴年，世界糖王，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始人，個人資產60億美元。新加坡前首富邱德拔(2004年病逝)，祖籍福州市區。此外還有馬來西亞第五大富豪閩清人張曉卿，印尼第二大富豪福清人蔡道行，第三大富豪閩清人黃雙安，第四大富豪福清人林文鏡。

　　中國商人：以前人們對家族企業這種組織形式，以鄉緣、地緣、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商幫組織多有批評。但在實際的企業經營和產業集群的形成中，鄉緣、地緣、血緣關系在項目融資，商幫群體在跨區域產業擴張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高效率，以及對復雜營商環境的應變能力。比如福州商人，無論國家是否放開民間信貸，他們的民間融資行為始終都很活躍，你認為這些特點屬于地域性群體性的個案，還是有它普遍意義上的道理？

　　楊佩昌：我認為是一種地域性群體性的個案。并不是所有區域的群體都像榕商那樣比較注重鄉緣、地緣，在外地經商和工作時他們喜歡一起群居和相互信任，相互幫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土樓就是數十戶、幾百人同往一樓，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處的家族傳統；在國外，福建人是鄉緣意識最重的群體之一。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所以福建人經商除了家族性、區域性、割據性外，還各有其特點、各有其門道、各有其不同的組織。如果以地緣來劃分，往代福建商人中最有影響的是閩南商幫、福州商幫、興化商幫、此外還有龍巖、汀州、永安、福安、延平、閩清、永泰等地的商幫。

　　中國商人：雖然歷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極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學初中畢業就出來闖世界。我們發現，不僅福州商人，今天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廣東、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學沒畢業，有的甚至都沒上過什么學。而我們很多經濟學、管理學畢業的專才卻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標。對于這種個人創業、擇業中的予盾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楊佩昌：這只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只是人們更關注那些成功的人士，特別是那些文化程度比較低的成功人士，如果你對比一下所有成功的商人，受過高等教育的還是占大多數，那些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商人，也是經過在工作中不斷學習來增加自己的知識，來豐富自己的管理能力。我想國內的EMBA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說明知識對企業家的重要。

　　同時這可能也是受當地傳統經商文化的影響，福建，廣東，浙江有從小經商的習慣，而且他們更看重從小生意做起，積累經驗，創業過程對他們是一種最大的滿足。他們這種在實踐中學習和成長的經歷有著濃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并不具有非常高的可模仿性。

　　中國商人：歐美國家的強勢群體通過他們對政府的游說控制商業資源，中國各地商幫和商業群體近年來與政府的聯系也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層面。你認為“官商”合作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是合理的？

　　楊佩昌：我認為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商業競爭本身就是一種資源的競爭，各個行業都想從政府那里得到盡可能多的資源，商業群體爭取來的資源最后得益的是整個行業和消費者，并不是少數群體。這同時也是給政府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去平衡各方利益關系，比如政府監管，行業發展，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等。

　　政府只有認真的傾聽不同群體的聲音才能制定出被大眾接受的政策。只有在一個公開、透明、公正的環境下，允許不同利益群體說出他們的想法和要求，供政府參考和考慮。而不是政府只是從自己的立場來制定相關政策，那樣只會使政策在執行時大打折扣，從而挑戰政府政策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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