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官員稱：中國社會還沒學會行善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雪蓮/北京報道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在中國日益受到重視，實際情況卻并不樂觀。

　　中國社科院10月18日發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指出，從2008年分析結果看，我國100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整體水平仍然較低，94家企業的社會責任平均分為31.7分，整體處于“起步”階段。

　　調查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和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遠遠領先于民營企業、其他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此次評價的中國100強企業包括80家國有企業、11家民營企業和3家外資企業，其余幾家為軍工企業。國有企業平均得分33.1分，民營企業為29.6分，外資企業為2.7分。

　　在第五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上，與會政經界代表在給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狀打分(滿分五分)時，紛紛給出了不高的評價：平均得分3.5分，無一超過4分，給出2分的也不在少數，整體表現剛剛跨過及格線。

　　中華全國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郭軍對此表示，中國不少大型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而許多中小企業表現還不及格、不斷出現各種丑聞，使得社會降低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普遍評價。

　　與會者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整體表現不佳且不平衡，一方面是責任動力不足，仍有賴于外部力量的推動；另一方面也有技術性原因，如缺乏制度的約束等。為改變現狀，中國企業亟須踐行“中國式責任”。

　　企業把污染甩給社會

　　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楊朝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最近一段時間，各地頻頻爆出重金屬污染事故，除對當地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損害之外，還間接暴露了企業與政府機構和當地群眾之間的矛盾。“一個冶煉集團的老板由于造成企業周圍數百兒童血鉛超標而被司法機關逮捕，當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告訴記者說他知道污染會造成周邊兒童血鉛超標，而且他在很多地方都辦過冶煉廠，但是他有一個準則，就是五年之后就搬家。因為如果不搬家，后面的污染問題就會顯現。”楊朝飛說，“本來這個五年到來的時候他也想搬，但當地政府非常熱情地挽留他，他也因為非常優惠的政策而沒有搬，在第6、7年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企業對污染有一定的認知，但企業家的責任幾乎完全喪失。”楊朝飛告訴記者，“企業追求經濟利益，降低成本是天經地義的。但降低成本是要靠技術的進步，而不應該把企業的成本外部化，該治理污染不治理污染，把污染甩給社會，傷害老百姓，最后政府還要出錢治理。”

　　安監總局法規司彭玉敬副司長同樣指出，在工業化初期，事故是多發的，是快速上升的，到工業化中期事故達到一個頂點，而后工業化時代事故發生總量由高速發展到趨穩。“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躲不了這個規律，那么政府和企業就不一定有必要如此高調地、強勢地、高壓地采取措施。這種觀點是不負責任的。既對中國不負責任，也對世界不負責任。只有企業自己真正把履行安全生產的責任重視起來，才會有根本好轉的一天。”

　　中國企業行善太傳統

　　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整體得分不高，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認為 “整個社會還不善履行現代慈善的要求。”

　　“邁向現代慈善，和別的領域一樣，是要善于用現代行為方式來考慮慈善的發展，考慮社會責任的履行。”王振耀強調企業要大大方方做慈善，“近些年來，在災難面前我們的企業熱情非常高，但大多都是傳統性的慈善行為。更多的是從道德、良心、愛國熱情出發來做慈善。因此，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慈善，特別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履行應該盡快地在汶川地震之后邁向現代化，應該快速地向現代慈善發展。”

　　王振耀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以我的調查研究，整個社會不是不愿意行善，而是不會行善，這個‘不會’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挑戰。我們很多企業捐款比國外企業多，但往往是用道德精神來論述慈善的事業，不像企業公民。企業公民就要大大方方談社會效益，我捐給你了，你也要給我回饋信息，不回饋信息我就要批評，我捐給政府的錢，政府就要給我回饋。而現在很多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錢捐出去，卻不好意思要回饋信息，而只停留在傳統的理念上。”

　　“國外大中小企業都有公益部，有專職的公益人員，而我國國有企業大多數沒有公益部。”王振耀說，“我們沒有專業化的公司和隊伍，這是現代慈善業務發展不起來的重要障礙。同時要履行好企業的責任，履行好‘中國式責任’必須聯合行動，要在平等基礎上做行業聯合，產生1+1大于2甚至大于3的良好效果。”

　　“走出去企業”不僅僅援建“國會大廈”

　　在全球競爭的今天，社會責任作為企業價值觀與品牌形象的重要構成，已經成為企業“走出去”需要跨越的門檻。

　　“我們多數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承擔社會責任。比如中石油，在蘇丹的石油建設項目上，同時修建了機場、道路、農業、灌溉和養殖，受益人口150萬。聯想、中興在中亞國家、非洲國家給予了當地大量的援助。中國鐵道和中興公司在阿爾及利亞高速公路建設中，給農民提供農業技術的示范，包括捐贈中小學。但是即使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也感受到還是有問題存在。”商務部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姚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因為國內的相關企業習慣于將國內的做法帶到國外，走“上層路線”，已導致在國外的某些項目受到國際組織的指責。”

　　“中國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建設時，更多的是在建體育館和國會大廈，而日本企業是建設大量的學校。”姚堅說，“現在中國已經實現人員、資本、技術、服務，甚至包括文化的全面輸出；但由于我們的塊頭太大，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其它國家的關注，每個企業的每一個舉動都可能引起廣泛的關注。”

　　“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除勞資糾紛很普遍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對當地的環境不重視。比如有的皮革染織廠，對當地造成了污染。”姚堅說，“違反當地的法律和習俗的現象時有發生。”

　　為此，他提出幾點建議：在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中，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包括NGO來共同推進；完善法律是當務之急；進一步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包括在海外盡快地建立中資企業行業協會，通過自律和內部管理來減少惡性競爭、妥善處理企業與當地政府和公眾的關系；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的過程中，要更多關注民生項目，對此前更多援建國會大廈的方式進行反思。

　　企業社會責任短板在政府

　　“社會責任不僅僅是企業的事情，僅是企業，還不能夠完全構建和諧社會。”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局局長楚序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企業的責任動力仍然不足，尚需依靠外部推動，“目前32家央企發布了社會責任報告，近日國資委也發布了2008年社會責任回顧，這是國資委發布的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也是國務院組成部門發布的第一份責任報告，這是積極的方面。但中國社會責任的動力還在于外部監管的要求，政府應當承擔起責任。”

　　“目前最需要改進的短板責任者是政府。”楚序平說，“首先政府要制定合理科學的指標體系，創造好的、相融的激勵體系和環境，包括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安全等制度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優質的企業可以自然壯大，劣質的企業可以自然淘汰。”

　　同樣，面對不自律的企業，政府應該建立約束機制。“比如在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上，要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制定我們的財政、稅收、金融、投資、技術、價格、經濟等一系列促進企業綠色發展的戰略，尤其重要的是銀行系統要繼續實施特色信貸和綠色信貸；實施綠色消費戰略，鼓勵居民、老百姓用綠色產品。”國務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長唐元說：“加快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只是考察GDP，關鍵要考察節能減排指標完成怎么樣，以后碳排放的強度指標也提出來，考察企業做得怎么樣，地方做得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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