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談佳隆/上海報道
10月初,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向全世界宣稱:一年前,人們憂心忡忡,而如今世界已脫離懸崖邊緣,至少已走上了復蘇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初由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把世界經濟走上“復蘇之路”的功勞毫無保留地給予了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并開宗明義地表示:“在亞洲經濟體強勁表現以及其他地區出現穩定或適度復蘇的帶動下,全球經濟似乎再次呈現擴張勢頭。”
近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上海專訪了IMF駐華代表費達翰。他著重就中國政府采取的一攬子措施成效進行了分析,并告訴記者:“IMF已經進一步調高了今年中國的增長率至8.5%,而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超過8%,甚至達到9%也是可以預見的。”
消費、投資失衡加劇
自從1991年開始,IMF開始在中國設立代表處,其主要任務就是為中國政府與IMF總部之間就宏觀經濟和經濟結構改革等問題所進行的政策性對話提供支持。
早在2002年至2005年期間,費達翰就曾擔任IMF中國部高級經濟學家。而自2006年12月開始出任IMF駐華代表以來,費達翰的主要職責就是向該組織總部匯總中國經濟發展情況,并針對這些情況提供分析、判斷和預期。
“中國的復蘇十分迅速,這是由于中國政府及時和果斷地采取了措施,而這些措施部分抵消了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費達翰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中國政府的措施卓有成效。
“卓有成效”來源于多方面經濟統計數據,在費達翰看來,公共項目導致強勁的投資增長;消費增長穩健良好;工業生產出現明顯反彈;企業家和商業信心樂觀情緒逐步恢復是最為主要的依據。他認為,這些經濟數據會在第三季度進一步呈現出向好的趨勢。
10月22日,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7.7%,其中第三季度同比增長就達到了8.9%。
這也證明了中國經濟回暖的可持續性。
不過,費達翰也對記者表示,雖然中國政府采取了恰當的措施,但是為了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更為穩固,中國政府依然需要面對一些重要的挑戰,而這樣的挑戰主要來自于兩方面。
“其一:如何才能促進居民消費(剔除政府消費外的民間消費),其二,如何才能保持固定投資‘適度’。事實上,這兩大挑戰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如今這兩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似乎變得愈加失衡。”費達翰這樣認為。
據IMF駐華代表處提供的有關“全球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居民消費在GDP中占比”的統計圖表顯示: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非常之低,不足40%,這在所有IMF統計的近70個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是最低的。
而從該組織的這份統計圖表上來看,近十年,外貿出口在中國GDP中的比重卻是越來越大,中國的居民消費在整個GDP中的占比在過去十年中不升反降。
費達翰向記者透露:“目前中國依賴外需的程度已經超越日本和韓國當年高速發展時期的峰值,而且這樣的擴張勢頭還沒有減弱。短期看來這一局面或許還能夠維持,但長期來看卻很難,中國政府應及時對這一問題進行戰略性的思考。”
政策重心應移出“投資增長”
10月6日,澳大利亞央行率先加息,預示著全球經濟正步入企穩反彈的軌道。
此舉也引發了全球有關“臨時性”的危機救市政策是否應該退出的議論。而中國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堅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伴隨著國內經濟回暖,中國“救市政策”何時退出備受世界各國關注。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IMF建議,中國應繼續刺激消費, 明年2010年中國政府依然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來繼續施行既定政策,即使赤字財政的規模達到GDP的5%,對中國來說也是能夠承受的。”費達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我們注意到,財政措施對刺激居民消費已有所幫助,比如消費券的發放,降低消費稅收征收,醫療保險投入,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以及勞動力政策等等,但力度和效果仍顯不足。”
在費達翰看來,明年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應該維持在20%左右,而讓財政支出增長維持在24%左右。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著重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通過強化各類社會保障功能,讓居民在無后顧之憂的情況下擴大消費。
根據IMF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比例一直很高,達到30%左右,而能否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的關鍵是中國政府能否在包括重大疾病醫療、養老金全覆蓋、公立教育的財政投入上有更大的作為。
與積極財政政策相比,中國的貨幣政策走向似乎更受各界關注。費達翰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中國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猛增。即使按照通常年份和國際標準來看,中國依靠投資的GDP占比達到44%,也是相當高的,這樣的增長實際上并不能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更造成了包括水泥、粗鋼、汽車、電腦等在內的眾多領域的產能過剩。
IMF提示中國經濟四大風險
“中國實際寬松的貨幣政策應該在出現明顯復蘇跡象之后進行收縮調整。伴隨著年初的增值稅減免,實際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使融資成本降低,進一步刺激了投資,如果把資金投向本來就產能過剩的行業,那么這就會增加信貸擴張的風險。”費達翰說。
由于今年央行已經放出了大量信貸資金,而中長期貸款又占其主要部分,因此費達翰認為,貨幣政策的退出需要尋求“平滑”的機制,以免過于猛烈致使風險加劇。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提高國定資產投資企業的能源、水等生產要素價格,并要求國有企業擴大上繳財政利潤比例也應該列入考慮。
考慮到防微杜漸,費達翰認為,中國經濟依然面臨著一些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首先,外需能否在短期內恢復尚不確定;其次,短期的財政刺激政策能否使得長期低速增長的居民消費有強勁增長;第三,固定資產投資風險和收益仍待考察,銀行應該對信貸質量下降做好充分的準備;第四,由于受到上述各類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日程表可能會推遲,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
不過,“中國政府既然有能力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同樣也有能力尋求到一種較為合適的退出機制,以最終實現國內經濟協調均衡發展。”費達翰這樣告訴《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