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將于11月首次訪華的奧巴馬，即將掀起的是中美氣候的交鋒。相關的熱身賽開始在中美之間上演。

　　10月23日下午2時許，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副會長、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會長約翰·桑頓并肩而坐，聯袂主持了一場新聞發布會。當提到如果美國政府不出資，中方是否會猶豫的時候，吳建民回復本報，務實首先要有愿望，有政治意愿才能去務實，你再有錢，沒有政治意愿也務實不了。如果有很好的項目，非常好的發展前景，錢自然就來了。我的看法是今天的世界不缺錢，而缺好的項目，你有好的項目錢就來了，在中國可以募到錢，在世界也可以募到錢。

　　其實，即便美國政府承諾出資，四年一換的政治制度也未必能保障長期承諾的有效性，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對京都議定書的態度就完全不同。

　　約翰·桑頓在發布會上回應本報說，“在宏觀層面發生的事情使世界越來越趨于理解清潔能源、低碳經濟，氣候變化。這些都是切切實實的問題，而且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問題。因此世界各國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會認真地、切實地、及時地思考這些問題，我認為非常有可能，盡管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證，每一屆美國總統都會切實應對這些問題。”

　　在過去三天，已經有一長串中美重量級企業進場。包括中國神華、中國華能、中國華電、西屋公司、力拓能源等中外大型企業的領導者相聚尋求合作空間。

　　在這個名為首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的結束時刻，中美兩國企業在當天中午簽署了七個清潔能源合作協議。

　　合作如今已成共識。但共識下是艱難的博弈。本報記者采訪時獲悉，這背后是中方在氣候領域的務實態度和美方氣候意識形態的博弈。

　　爭議技術道路

　　對于美方來說，他極力想說服中方的是，要中方購買或者支持CCS技術。在這個技術上，美國為此曾花費了巨額研究資金。

　　CCS指的是碳捕捉和儲存技術。這背后的背景是，煤炭一直是中國能源產業的支柱，最新數據顯示，2008年煤炭占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68.7%。

　　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在會后接受本報獨家采訪時介紹說，與會的美國代表幾乎都把技術選擇的焦點集中到CCS技術上。

　　普林斯頓大學環境研究所高級科學家Robert Williams接受本報采訪時解釋：“煤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我們應該保證煤作為能源的前途。但如果不采用CCS技術，減少燃煤帶來的碳排放，使用煤是沒有前途的，但單純地提高能效，并不能做到這一點。”

　　這么說的時候，他直勾勾地看著記者，似乎想動搖記者對中方選擇的信心。

　　美國科研人員對CCS技術的迷信也深深地影響了美國政要。22日，美國前參議員Bennett Johnston面對本報的質疑時也表示：“到2030年之前，我們通過CCS技術減去的碳排放，將遠遠大于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加在一起能做到的。”

　　但就提高能效和減少碳排放的關系而言，Williams的斷言并不正確。中方早就通過嚴謹的計算指出，通過減少單位GDP能耗，中國在5年內可以節省能源6.2億噸標準煤，相當于少排放15億噸二氧化碳。

　　另一方面，周大地告訴本報，“CCS技術會使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很多，成本上升，對中國來說，不是一種雙贏的技術合作”。

　　與會的中國神華、華能、華電、中電投的董事長總經理們在如何清潔利用煤炭的技術選擇上顯示了更廣泛的興趣，提高能效正是他們關注的核心之一。

　　其實，CCS技術也并非足夠成熟和毫無破壞環境的后顧之憂。周大地和記者打了個比方，“CCS技術實施起來，就像電廠要搞的脫硫一樣，電廠要脫硫，一定會加強電耗，脫下來的硫還不好處理(CCS技術埋在底下的二氧化碳也一樣)。”

　　美國政府能出錢么？

　　誰將出錢，這個問題背后有玄機。

　　“美方代表希望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出資進行研發合作，并各自負擔半數投入。”周大地意味深長地告訴本報，美方代表在開會時一提資金投入就是幾十億、幾百億美元，在這個時候，中國更需要慎重，選擇正確的合作方向。

　　“以保證合作能達到雙贏的結果，并和國際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的原則結合在一起。”周大地表示。

　　這樣的合作模式，令人遺憾的背景是，在金融危機下，“現在的美國政府拿不出錢來。”周大地一針見血地向本報記者指出。雖然與會的美方代表不乏前國防部長約翰·杜奇，美國前參議員Bennett Johnston等在美國政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周大地還是懷疑，這些人游說美國現政府的能力。

　　美國藻類協會執行主任Barry Cohen的一席話也從側面證明了美國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現狀。美國藻類協會是最早把利用藻類發電的生物能技術加以推廣的組織，但是Cohen告訴本報，現在美國政府在清潔能源方面的有限財政支出主要流向了大學和研究機構，新能源企業和市場化組織很難得到政府的資助。

　　因此，就清潔能源發展而言，中國在歡迎美方的合作姿態，積極與之展開務實討論同時，也需要在資金投入方向等問題上保持審慎的態度。

　　減少“碳排放”≠發展“清潔能源”

　　中美技術道路爭議的背后，其實隱含著產業發展的資金來源問題和資金投入方向問題。這還與中美企業獲取研發資金的不同路徑有關。

　　10月23日上午，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向本報記者解釋了中美企業獲得研發資金的不同路徑，“中國企業的大多數資金支持都來自中央政府，而美國企業很少討論政府，更多地關注資本市場”。就清潔能源資金來源而言，他表示，政府支持在產業起步階段是必要的，但最后還是要靠資本市場來解決融資問題。

　　資本市場從來都是把明晰的商業化前景當做投資的先決條件。雖然金融危機喚起的大眾求變心理已經把清潔能源打造成了世界經濟復蘇的必由之路，但絕大多數清潔能源技術離真正的商業化還很遠。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發達國家，金融危機中的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一直飽受國內復蘇經濟要求和國際社會輿論的壓力。

　　當歐盟、日本紛紛做出在中長期大比例減排的承諾后，清潔能源的發展能減掉多少百分比的二氧化碳成為了不少美國政界、業界和學界精英對清潔能源發展的首要認識。

　　Bennett Johnston就明確告訴本報，雖然發展清潔能源經濟要求的事項很多，但在他看來，“最關鍵的無疑還是碳減排”。

　　李侃如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則表示，“煤電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來源之一。我想，我們必須發明一種技術，減少使用煤燃料時帶來的碳排放。”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也在21日的論壇歡迎晚宴上再次強調，如果2050年前世界想把大氣溫度的增長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那么205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必須比2005年基準減少50%。

　　戈爾的這一表態在三天的會議期間，被很多與記者有直接交流的美方代表引用。

　　然而，周大地告訴記者，清潔能源的“清潔”二字是有特指的，它不僅包括減少碳排放，還包括減少一般污染物等多個方面的內容。

　　他還強調了清潔能源經濟、技術發展有個過程：“在中國的情況下，發展清潔能源主要是要采取技術使能源在使用時明顯比過去要清潔”，如果能夠用技術極大地減少使用煤帶來的污染無疑是一大進步但對于很多燒秸稈的農村用戶來說，“用上比較干凈的煤已經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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