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1946年，董輔礽(1927-2004)報考武漢大學經濟系時的作文試題是《守身為大說》；時隔58年，他又寫了一篇《守身為大》。寫完之后三個月，2004年7月30日，董輔礽在美國杜克大學醫療中心去世。仿佛冥冥之中，他的經濟學生涯從那里開始，在這里結束，最終聚焦在了“守身為大”上。封筆之作，成了一篇人生答卷，也是一種理想和圓滿。他特別強調“保身”和“守身”的差別。“保身”是不同流合污，但這還不夠。保身的人，可能丟棄原則，背棄真理，拋棄節操；守身，則是堅守節操。

　　董輔礽，浙江人，1953-1957年在蘇聯國立經濟學院留學，1959年從武漢大學調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文革”后，他當副所長的年頭很長，而當所長則只有三年，從1985年到1988年。但是，他在經濟所和經濟學界事實上的影響力，在理論探索和學術組織上的魄力和勇氣，成就了經濟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輝煌。

　　“四人幫”曾在上海組織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剛印出，“文革”就結束了。于光遠帶著董輔礽去上海取樣書，在返京的火車上就籌劃出來經濟學界撥亂反正，批判“四人幫”經濟理論的布署。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小組成員吳亮平(1908-1986)來到經濟所主持投票，大家推舉董輔礽為業務行政領導小組組長。直到1977年許滌新調任經濟所所長之前，董輔礽是經濟所的實際負責人。他們解散了下干校時的連、排、班編制，按照學科成立研究室，將《經濟研究》、《經濟學譯叢》、《經濟學動態》雜志陸續復刊，一點點地把一個廢研究鬧“革命”十幾年的研究所引到正軌上。從1977年4月到1979年7月，在于光遠領導下，董輔礽主持和組織雙周批判座談會，總結過去幾十年歷程。那是一個群情激昂的年代，經濟所的兩個大會議室裝不下聽會的人。北大、人大、計委，外省市的人都來參加。“文革”開始時，經濟所是重鎮。清算和收拾“文革”遺害，經濟所也責無旁貸地成為全國經濟理論界的思想中心。這兩年的研討成果后來體現在董輔礽主編的《四人幫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篡改》(1978年出版)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優越性》(1981年出版)，被學界公認為“大破大立”的范本。

　　1978年9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快結束時，輪到董輔礽發言：“長時間以來，我國經濟理論一直認為全民所有制必須，而且只能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這種看法需要重新評價，因為多年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帶來了許多問題。”列數問題之后的結論是： “必須改革國家所有制”，“使國家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分開，經濟活動由各種經濟組織進行”，“使農村的基層政權組織同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分開。鄉鎮政權……不能對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直接進行干預”。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分離：政企分離、政社分離。語驚四座，只是驚在人心里，會場卻極為安靜。會后，徐雪寒(1911-2005)對他說：“老董啊，你的膽子可真大，你這樣提是要冒風險的。”此時正是兩個“凡是”時期。董輔礽把講演變成了文章發表在1979 年1月的《經濟研究》上，題目是《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有人逼他檢討，他拒絕，說自己沒錯；“沒有錯誤，片面性總有吧”，“片面性也沒有”。多年后，曾逼他檢討的人，有一次指著董輔礽對外國學者說，“改革所有制問題是他最早提出來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

　　董輔礽沖破禁錮、有鋒芒的講演曾影響和震撼了很多青年。七七級本科生關敬如清楚地記得1978年9月董輔礽在武漢大學的那場講演。學校用電化教室、主報告廳和其他教室聯結，主席臺、過道、教室到處擠滿了人，“全校師生為之振奮，感受到這是一個極具爆炸性的課題。”田源說：“對我，產生了如磁石般的吸引力，校準了我終生分析經濟體制問題的坐標。”

　　所有制改革，在整個1980年代，是董輔礽思想的一條主線，沿著這條路他一直前進。1985年，當有人聽不懂他說的 “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時，他用八寶飯打比方：主要成分是糯米，還有紅棗，蓮子之類，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才是八寶飯。

　　如今人們以為天經地義享受的成果，在改革早期無異于冒犯天條。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歷來被視作“資本主義復辟典型”的溫州，此時家庭工業蓬勃興旺，1985年溫州市有家庭工廠10.7萬個，聯戶工廠2.5萬個，40多萬人從業；在417個商品市場中，年成交額在億元左右的有10個；民間信貸十分活躍。然而，也有企業家被判“投機倒把”罪，地方官員幾度更換，人心惶惶。社會上姓“社”姓“資”的爭論聲浪很高。

　　董輔礽欣喜地看到，中國農村正在經歷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另一場變革，1億多農村人口轉向非農產業。1986年2月，董輔礽和趙人偉帶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溫州農村調查組去溫州調研。他們倆都是浙江人，一個生于鎮海，一個生于金華。成員有馬家駒、華生、李蘭亭、李實、陳循、陳瑞銘、袁鋼明、章琳、裴小革等。親眼看到市場力量，令董輔礽十分激動，他說“腦子里像開了鍋一樣”，是一場巨大的思想激蕩。在中國，即使董輔礽這個歲數的人，對于市場經濟見到過的都少，甚至有人根本沒見過。溫州這個經濟體，在中國是異數，也是教材。溫州市領導憂心忡忡，反復對調查組的人講，“目前的溫州經濟仍舊以集體所有制占主體”。但誰都明白，它是個體。董輔礽給他們打氣，希望把溫州模式堅持下去，為市場經濟理論在實踐上找到一個好的依據。他在大禮堂作報告：“溫州人大可不必神經緊張，完全可以抬起頭來，大步流星地走自己的路，發展以個體私有經濟為主的農村非農產業。”

　　5月份，馬家駒、華生、袁鋼明執筆完成了調查報告《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報告這樣總結：“‘溫州模式’同‘蘇南模式’相比，優點主要是適應面寬，它從土地承包中自然生長出來，不推自廣，致富的動力大，速度快。民辦企業利益關系直接，興辦方式靈活多樣，進入非農產業的面廣，而且吸收轉移的農村人口更多，產業結構較為合理。” 報告同時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工業和技術基礎薄弱；不正當競爭造成某些外部不經濟；個人收入差距拉大。這篇調查報告成為來自北京的研究機構論證“溫州模式”、為之系統辯護的先聲。加起來，董輔礽為溫州寫了十多萬字的文章，溫州也成了他每次講學的重要話題。在那里，他還看到許多七八歲孩子不上學，擺攤賣煙，每天賺幾塊錢，與北方農村十八九歲的大小伙子在村頭閑逛，形成反差。由此，他開始思考商品經濟發展以后的教育改革問題。

　　中國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路，讓非國有經濟發育起來，就是自下而上的。董輔礽確實看明白了，總結出來，宣傳出去。也就是說，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溫州這塊石頭，被董輔礽觸到了，他抓住不放，把溫州的意義闡發出來。因為，這是他期待已久的。從改革國家所有制到宣傳溫州模式，是董輔礽在所有制改革理論上新的高度。事實就是這樣，沒有溫州模式的合法化，就沒有改革的進展。1986年，董輔礽提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或不應以贏利為目標而只能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的企業可以保留國家所有制”，“其他企業的國家所有制必須改革尋求適當的所有制形式”等理念。此后，他的表述愈發明確。這種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直到15年之后，才進入中共中央《決定》。無疑，董輔礽是高瞻遠矚之人。1987年，董輔礽開始了關于國家所有制改革的實證研究。他領導的課題組分兩批對1200家國有企業進行問卷和數據調查，建立了1172個有效樣本企業的數據庫，含340萬個數值，其中包括769家樣本企業連續十年(1980-1989)的統計數據。這是空前的工作。同時，他們還對近百家企業進行了實地調查，并考察了英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原因、操作規程和后果。

　　直到1985年，董輔礽當上經濟所所長，一上任，就在全所大會上提出，要把經濟所逐步辦成有世界影響的研究所，研究人員要甘于長期坐冷板凳，做出有獨創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產生出傳世著作。經濟所的唐宗�试u價說：“董輔礽任所長這一屆，是經濟研究所有史以來學術建設最興旺的時期。”

　　董輔礽有一個特點，無論寒冬酷暑，只在加減一件罩衣之間變化；冬天穿單褲，跟年輕人比誰穿得少。董輔礽一直不肯招博士和碩士生，他說“怕誤人子弟，也不愿因我之故，牽連他人”。華生是在多次請求之后，才成為董輔礽第一個博士生的。和華生談董輔礽，他開口就說：“是個異端”。我一楞，怕是沒聽清，他又說一遍：“本質上，他是個異端”，“標新立異，學風正，在扶植后生上，做得最優秀，沒有門戶之見。”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勤奮，在飛機上哪怕只有一個小時的航程，也寫東西，從未在晚上12點前睡過覺，而且早起。然而，他還有另外一面。經濟所副所長朱玲評論董輔礽的寫作風格：“從復雜走向簡單，從華貴走向樸實，從一臉嚴肅走向平易近人，活潑流暢深入淺出，讀來朗朗上口聲情并茂。”一位學生則提供了這樣的畫面：“面對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他會讓司機停下來，鼓勵我們蹲在花叢中照相；面對光禿禿的火山口，他會帶領我們爬到山頂，欣賞那幾千年前被巖漿侵蝕過的大地美景；面對危險的濕地，他會第一個跳上去，去感受那溫柔的陷阱帶來的刺激。”

　　1992年，董輔礽臨危受命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所所長，《經濟導刊》主編，這也屬于他的守身之舉。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