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 劉衛平

　　能源，

　　中國經濟增長的鑰匙

　　 如果將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速度比喻成是一輛快速行駛的汽車，一路上不斷趕超其他車輛，人們難免會有疑問：這么快速的車，會不會撞車？如果翻車或者撞車，可能導致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借用信息時代的術語，可以把事故的原因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硬件故障，一類是軟件故障，還有一類就是能量供應故障。這是在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經濟學家們熱烈探討的一個話題。

　　 硬件出故障包括輪胎爆氣，或輪胎松弛，或發動機故障。這相當于經濟學家們常提到的銀行失靈帶來的危機，包括國有企業生產率低下、公共財政管理低效等問題。軟件出故障則是指，比如說車里的乘客在某方面意見不一而發生沖突，比如對汽車的行駛方向、駕駛方式等意見不同。這對應行政管理績效相對于人們的期望值變低，這意味著并不一定是行政管理業績真正下降，而有可能是因為人們的期望值提高。在中國社會，人民通過教育等方式不斷了解外部世界，在對比中，他們期望政府能夠改進行政管理，最終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能源供應故障則是指汽車缺油、缺電，或者別人拔走汽車鑰匙導致無法啟動車輛。汽車沒油，相當于環境方面的災難，那么對中國而言，可能指缺水或是氣候變化導致的問題。別人拔走鑰匙，則意味著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制裁。

　　　 　以上三種故障出現的機會并不相同。在硬件方面，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說明了絕大多數硬件問題可以有效解決，中國政府也有信心根據自己的國情，通過改造其他國家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硬件問題。即使新創造的解決方案出現錯誤，但只要有一定的學習能力，中國政府不可能持續犯錯。在軟件方面，中國提出了創建和諧社會，充分表明中國解決軟件問題的決心，同時中國也不斷出臺各種建議方案、方法，如減輕農村貧困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軟件故障。而能源供應故障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涉及到中國對外貿易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是中國最大的危險所在。

　　富國不再熱愛自由貿易

　　 這是因為人們對于貿易為改善福利所做出的貢獻感到很失望。“你是否認為自由貿易對經濟發展起積極作用？”Pew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3年和2007年分別在38個國家對此進行調查。結果表明大部分國家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正在下降——38個國家中有27個國家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下降，僅有9個國家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上升，另有兩個國家的支持率保持不變。假設忽略小于5%的變化，即只計入超過5%的支持率變化，則共有13個國家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4個國家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有趣的是，4個對自由貿易支持率大幅上升的國家都不屬于世界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成員，而13個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國家，則包括七國集團中的美國、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它們都是世界貿易體系的核心成員。

　　 這個讓人吃驚的結果，意味著那些對世界貿易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國家和人民，不再支持自由貿易的發展，轉而反對自由貿易。

　　 美國對自由貿易態度的轉變尤其具有典型性。2003年，美國約有78％的人持肯定回答，但2007年已降至59％。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對于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支持已經減弱：美國官方立場一向支持多邊自由貿易，而非和單獨的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墨西哥作為其最鄰近的盟友是唯一的例外），如今卻跨過太平洋和韓國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2007年三個美國參議員提出法案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建議進行貿易制裁，而美國本屆總統——民主黨人奧巴馬先生最終是否仍很可能會簽署這個法案？

　　 記得早在2006年3月22日的一個下午，清華大學的一個教室里，三位美國參議員科本、葛拉罕與舒默，就由他們提出的對中國商品征收27.5%懲罰性關稅的議案之事，進行了他們首次來華之后的第一次與非官方人士的對話。

　　 邀請他們來清華的是清華大學“全球領導力”教授約翰·桑頓先生，桑頓是美國高盛公司前總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記得一位議員直問桑頓先生：你認為人民幣是不是應該升值？！當時，對于突如其來的直問，桑頓教授略低了一下頭，瞬間抬起滿面漲紅的臉，回答道：應該！但不是現在！對于桑頓教授絕對睿智而無懈可擊的回答，我們在敬佩桑頓先生的同時，也為他深深捏了一把汗。桑頓是美國人，對中國非常的友好，他認為21世紀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國的崛起！我們知道深深埋藏在桑頓先生心底的是，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中美雙邊關系、環境問題。2003年，桑頓先生放棄高達1120萬美元的年薪，到清華大學當一名年薪1美元的教授，他這一驚人舉動曾令各界嘩然。六年來，桑頓先生每年至少有五個月在中國度過，他在為清華的學生講授“全球領導力”課程的同時，不僅為中國公司及政府官員教授課程，也為他們出謀劃策。他希望能夠成為“美國人乃至西方人中，非常了解中國的人”。　

　　 當時作為清華EMBA的學生和“全球領導力”課程班長的我，有幸參加了這次不同尋常的課程。我也就是那位被《華盛頓郵報》當時所報道的“一位身著藍色襯衫的學生則將矛頭指向參議員問道，這些支持懲罰性關稅法案的議員究竟有多少人曾到中國參訪過，許多美國人其實對中國的內部實況根本不了解”的中國學生。

　　 我們知道，美國一向是WTO最堅定的支持者，現在卻在支持自由貿易方面猶豫不決，原因很多。首先，自由貿易導致國內工人的焦慮情緒。其次，美國向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及東南亞國家開放市場是基于冷戰時期的盟友關系。冷戰的歷史已經結束，美國需要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執行這種政策。再次，最支持WTO的最有組織、最有游說力量的團體——經濟學家改變了觀點。過去，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益。薩繆爾森也曾經建立過相關經濟模型支持該觀點。而在三年前，薩繆爾森改變了觀點，他認為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有好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于發達國家并沒有好處。從那以后，許多美國經濟學家開始倡導自由貿易對于美國并沒有好處。

　　 由此，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評價自由貿易。從國家的層面來講，是窮國還是富國受益更多？從2000年到2008年，從GDP增長的角度而言，中國是最大的受益者。

　　 從企業的層面來講，是大企業受益，還是小企業受益？這個尚無確切結論。但可以肯定，跨國企業是最大受益者，在全球投資報告中，跨國企業前一百家沒有一家掉出百名之后。從受益的角度來講，是窮人受益還是富人受益？窮人受益的幅度要比富人小得多。

　　誰影響了美國人就業？

　　 美國人不再熱愛自由貿易，是因為對自由貿易為改善福利做出的貢獻感到失望，并且認為是自由貿易使得“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時任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的著名經濟學家胡永泰先生認為，一方面，全球化帶來的貿易逆差并未造成美國人失業。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過去20年里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原來屬于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及占全世界50%的人口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他們從原先本國的獨立經濟體系，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1990年，全世界23億工人中只有10.8億人完全參與國際貿易體系，其余工人則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加入國際貿易體系。中國從1992年開始有限度加入世貿體系，承諾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印度于1991年12月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此外，前蘇聯、波蘭還有中東歐地區的國家及其工人也不斷加入了國際貿易體系。2001年，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勞動力數量翻了一番。根據國際貿易模型，如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勞動力數量翻番會導致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根據該理論，美國與中國等國的貿易逆差過大導致美國工人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陷入艱難的境地，因此許多美國人呼吁人民幣遠期升值40％，即期升值25％以減少貿易逆差。但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經濟理論的預測并不能用數字證實，逆差并未造成美國人失業。

　　 從1983年開始，美國貿易余額占GDP的比重一直穩步下降，1998年以來大幅度下降。同期美國全職工人的平均薪酬穩步上升，失業率保持低水平，并較1983年稍有改善。即使是在中美貿易沖突中備受關注的美國的藍領工人，其工資并未下降，失業率也沒有上升——具體來看，1983-1996年藍領工人工資水平停滯不前，但隨著此后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其工資卻開始上升。

　　 現實與模型的判斷相反，到底是經濟模型，比如說赫克歇爾-俄林模型錯了，還是數據錯了？

　　 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導致工人工資提高、頻繁換工作。在全球化成為一個重要經濟趨勢的這20多年中，另一個重大的經濟趨勢就是技術創新速度不斷加快。技術創新的影響之一是會使工資水平提高。由于技術創新的速度加快，同樣的投入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使面臨國外的競爭，仍可以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認為經濟全球化和競爭會使得工資下降，但由于技術創新會使工資上升，當技術創新促使工資上升的力度，超過了競爭導致的工資下降力度，美國的總體工資水平就會上升。

　　 應該說，胡永泰教授的這個理論很好地解釋了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美國的失業率沒有下降同時工資卻提高的現象。他也進一步推斷，藍領的收入增加非常有限，意味著非藍領很可能是服務業以及高技術的制造業的收入比以前增長得更快，意味著美國在高端技術、高端服務業方面的邊際收益可能非常高。這也表明，美國實際上是通過其服務貿易受益于全球貿易自由化。

　　 技術創新的影響之二是技術創新導致人們頻繁換工作。技術創新提高了產量，但也有負面影響，技術創新使工作技能過時，一些使用舊技能的工人將失去原來的工作，即技術創新導致人們可能會頻繁換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保持一份工作的時間越來越短，證實了這個預測。45至54歲的年齡層，每份工作的時間從1983年的12.1年減至2005年的8年。其他的年齡層的人也呈現這樣的特點。導致人們頻繁換工作的原因可能是人們越來越沒有耐心做同一份工作，所以想要不斷換工作，也可能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技能過時了，所以不得不換工作。

　　 頻繁更換工作并非沒有代價，失業者必須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和物質壓力。具體而言，失業意味失去公司買的醫療保險，非常危險。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對比，美國對失業者提供的救濟較少，持續的時間也比較短。在美國，失業保險只能夠保證失業者獲得上一份工作的工資的53％，較其它工業國家較低。德國的比例是78％，法國是73％，唯一比美國低的是英國，在撒切爾夫人統治之后比例是46％。同時，美國提供失業保險的時間也比較短，僅有6個月。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只要能夠證明你正在積極找工作，就可以永遠享受失業保險，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情況。在德國是12個月，法國13個月，西班牙24個月，英國也是6個月。

　　 究竟是什么導致工人頻繁更換工作？有人認為是全球化。而真正的原因則是技術創新。美國技術創新可以從格林斯潘的自傳得到印證。格林斯潘任美聯儲主席時，曾被人指責頻繁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但他認為他的成功之處就在于當意識到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經濟中供給增加較快，通過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中的需求。其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創新。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并非完全獨立，有時候二者是互補的，可以并存，技術的創新能促進全球化。比如，以前公司需要聘請會計師去辦公室才能完成的賬目整理，現在公司只需要把賬目相關的表格發送到印度，則可收到按照美國會計準則處理的賬目。

　　中美應共同調整貿易失衡

　　 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問題。很多美國人認為，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兩國間貿易摩擦和緊張的情況。實際上即使實現了人民幣的升值，也不能夠消除兩國間緊張的局面，這并非最好的做法。設想人民幣馬上實現25％的升值，只要亞洲其他貨幣匯率不變，美國雖然減少從中國進口產品，但會從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進口，從而即使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會下降，但是美國要從其他東南亞國家購買商品，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狀況卻不會發生改變。

　　 只要整體貿易逆差保持不變，只要技術創新持續下去，中美兩國在貿易方面的這種緊張的局勢就會存在下去。除非所有亞洲國家的貨幣都升值，否則人民幣的升值并不能夠抵消美國技術創新對美國國內就業的影響，也不能夠減少美國總的貿易逆差。中美貿易逆差更多的來自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而不能單純把它看成是匯率原因造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是靠一個國家單獨采取行動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只靠使用匯率調整這一種工具就能解決，它需要很多國家共同采取行動，而且需要采取多種工具。面對中美貿易爭端，胡永泰認為大家需要關心的是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做些什么，而不是單個國家該做什么。從經濟結構來看，中美兩方面都存在消費和儲蓄之間結構的不平衡。中國持續貿易順差與中國國內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有關；而美國持續逆差，則與美國的儲蓄率太低、消費率太高等美國自身方面的問題有關。

　　 共同挽救WTO。當人們提到貿易不平衡的時候，往往忽視了世界上發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說WTO這個體系的生存問題。現在多哈回合的談判正在趨于失敗。談判的雙方，一方是富有的國家，另一方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減少農業補貼，這樣的話，他們國家生產的食品可以出口到發達國家去。而這些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降低制造品的關稅。　　

　　 中國如何減少經常賬戶順差。即使中國的經常賬戶盈余為零，由于美國的技術創新是導致工人焦慮狀況的內在原因，中美兩國間可能仍存在緊張關系和矛盾。但維持經常賬戶盈余為零能使美國無法將緊張關系歸咎于中國。中國可通過以下幾種方法試著減少經常賬戶順差。

　　 第一，中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中國應該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高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再增加國內財政支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減稅等。其中，基礎設施建設只是一個短期的方法，但全世界的經驗都證明了長期它會引發腐敗。另外可以增加進口密集型的投資，比如投資于中國的學生，大量派他們出國學習。第二，進行銀行業改革，提高金融市場效率。解決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決中國金融體制問題。一個非常高效的銀行體系可以使所有的儲蓄都轉化為有效投資，這樣的話，就可以降低經常賬戶的盈余。改善中國的銀行體系能夠有效解決儲蓄過剩。中國銀行業現主要由國有銀行或國家控股的銀行主導，而政府允許外資私營銀行一定程度的進入，但不太鼓勵國內私營銀行的發展，這種情況不常見。中國需要建立起私營的銀行，也需要不歧視私營企業的銀行，并改變銀行業為國有成分銀行主導的局面，使銀行貸款不止提供給國有企業，也可以提供給私營企業，從而所有儲蓄才能轉化為投資，扭轉經常賬戶持續盈余的狀況，維持經常賬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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