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顧 昕

　　今年的諾貝爾獎還真有些雷人。奧巴馬獲獎就不提了，連經濟學獎也爆出冷門。西方媒體預測的熱門人選紛紛落馬，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弗·威廉姆森獲獎。

　　盡管不是大熱門，但威廉姆森是經濟學大師，為中國經濟學界所熟悉。他發(fā)揚光大了其師羅納德·科斯(又譯“高斯”)的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并且開山立派，創(chuàng)立了“交易成本經濟學”。老實說，如果沒有這位弟子，科斯很難于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偉大思想很有可能塵封于故紙更長時間。

　　可是，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奧斯特羅姆何許人也？這個名字對于很多中國經濟學家來說是陌生的。倒不是他們孤陋寡聞，因為奧斯特羅姆并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一位政治學家和公共管理學家。她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獲得政治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兼任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長，曾經在1996-1997年度當選過全美政治科學學會主席，這是美國政治科學界的最高榮譽稱號。奧斯特羅姆獲得的獎項和榮譽稱號無數，但大多數是在政治科學領域，與經濟學有關者似乎只有一個，即2008年獲得全美農業(yè)經濟學會的加爾布雷斯獎(Galbraith Award)。

　　大家都知道，印第安那大學并非名校，但是由于有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及其丈夫文森特·奧斯特羅姆(Vincent Ostrom)，一位著名的行政學家和政治學家，該大學的政治學系聞名遐邇。有趣的是，國內的報紙在介紹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把她丈夫的著作也列在了她的名下。好在是兩口子，不必計較。老兩口已經訪問中國多次了，在中國政治學界和公共管理學界可謂人人皆知。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還為自己取了一個好聽好記的中文名字：歐玲。

　　公共資源的控制與使用

　　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治學家大多是研究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全球化等大問題的。那么，歐玲究竟研究些什么大問題呢？說出來又要雷人了。其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洛杉磯地下水流域管理。后來，她致力于研究農業(yè)基礎設施(尤其是灌溉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她還關注一些看起來小而又小的問題，例如瑞士某高山草場和森林的集體所有制、日本某些村莊的公用土地、西班牙某地地下水的分配使用、菲律賓某灌溉體系的公共管理、土耳其兩個漁場的捕魚權分配等等。

　　研究這樣的事情能獲得諾貝爾獎？對于這類事情，水管局或者農業(yè)局的干部們難道不比一位大學教授更加了解得實際的情況？的確如此。

　　歐玲關注并加以研究的這些小問題，均涉及到一個放之四海而皆重大的問題，即公共資源的控制與使用。這個問題可謂無時無刻不困擾著我們中國人。小到鄰里們可以為樓道拐彎處的空地究竟歸誰使用而大動干戈，中到鄉(xiāng)村的集體土地誰有權以何種價格賣給地方政府或開發(fā)商，大到我們國家所有全民所有的東西究竟誰來維護、誰來使用、誰能從中受益。這樣的大國這么大的事情，歐玲焉能不對中國發(fā)生興趣？

　　眾所周知，公共資源的最大麻煩就在于公共所有。屬于所有人的資源就是不屬于任何人的資源。于是，很多人都想從中大撈一把。人人如此，那么公共資源很快就會變得稀缺了，于是人們又為爭奪稀缺的資源而打破腦袋。為了解決這一所謂的“公地悲劇”，一般的思路有二：其一是中國人最熟悉的，那就是干脆弄一個政府，全管��；其二是私有化，將公共資源的產權弄清楚，然后分掉。可是，這兩條路有時都走不通。政府總不能對樓道里的事情也來管吧，而流動的水又如何產權清晰化呢？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呢？

　　正是在解答這個問題上，歐玲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她基于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其他案例研究，同時參考了眾多二手文獻，在1990年出版了其成名作，《公共事務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這本書在2000年獲得全美政治科學學會公共政策組阿隆·維達夫斯基終身貢獻獎，又在2006年獲得該學會政治經濟組威廉·里克爾最佳圖書獎。在這本書中，歐玲對解決“公地悲劇”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即在政府與市場之外自我組織起來的社區(qū)，亦即公民自治。將公民自治視為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選擇，在當今的世界已經非常時髦了，而且“自我組織的社區(qū)”也有一個全新的時尚標簽，這就是“公民社會”。君不見，完全是舶來品的公民社會居然在中國大地也發(fā)芽生根了。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大批志愿性的民間組織與當地的社區(qū)合作，以自主的方式投入到抗震救災之中。

　　“新制度主義”開山立派

　　但是，聰明的讀者一定會納悶，公民社會難道是靈丹妙藥？為什么有的社區(qū)能把公共地治理得井井有條，但另外一些社區(qū)內的公共地卻亂七八糟？對此，歐玲會怎么解釋呢？的確，公共資源的確是個大問題；對此問題，歐玲也提出了一個日后人稱為“公民社會”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如果哪位學者能做出如此重大的貢獻，也就足以在學術江湖中開山立派了。但是，要達到一代宗師的學術高度，僅有這兩條還是不夠的。歐玲必須為其公民社會的大思路提供一個理論解釋，這就是“新制度主義”。在《公共事務治理之道》之中，歐玲運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對社區(qū)治理背后的制度結構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給出公民社會組織成功的八大制度要素，羅列如下：

　　1. 公共資源使用權的邊界必須清晰(同私人財產產權清晰的道理一樣)；

　　2. 使用權的規(guī)則符合當地的情形(因地制宜)；

　　3. 集體參與、集體決策(不能一個人或者小圈子說了算，否則眾人或許服氣一時，但不可能世世代代服氣)；

　　4. 監(jiān)督的規(guī)則明確(打球也好組織賽事也好，先把規(guī)則整明白)；

　　5. 分級制裁原則(有裁判員，還要有裁判員的裁判員)；

　　6. 沖突解決機制(總要有一個上訴機制和仲裁者)；

　　7. 組織的自主權得到政府的認可甚至法律的保障(擋住來自上邊的“瞎指揮”)；

　　8. 分層治理的制度化(如果一個組織壯大了，其內部結構自然會復雜化，組織的分層化難以避免，而不同層級的制度建設對于整個組織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至關重要)。

　　其實，這豈止是公民社會組織的制度寶典。所有組織要取得成功，都必須依照這一寶典逐一加以修煉。盡管歐玲研究的是公民社會組織，而公民社會組織都是非營利性組織，但是營利性組織(也就是公司)的治理原則也大同小異。威廉姆森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兩人共同獲獎之后，有不少中國經濟學者感到詫異，認為兩者的學術研究沒有多大關系。這種認識凸顯了中國學術界的封建主義式固步自封：經濟學家往往不大關注政治學家的研究成果，而政治學家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也導致研究水平低下。在國際學術界，情形則大不一樣。給歐玲著作寫書評的人固然不計其數，但卻有眾多經濟學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一個組織沒有修煉好上述的一兩項基本功，那么其下盤一定不穩(wěn)，行走江湖恐怕會麻煩多多。倘若更多的基本功沒有修煉好，而只是偏重其中的一兩項，那早晚就會走火入魔，最終走向崩潰。歐玲在《公共事務治理之道》一書中，精心描繪了一些社區(qū)組織治理公共資源失敗的案例，對上述八項內功修煉的重要性一一加以解說。

　　鍛造工具比制造產品更重要

　　其實，歐玲研究的問題、提出的思路、給出的分析框架，并不新鮮，也不高深。無論從日常生活中，還是從武俠小說里，聰明的人都能悟出歐玲所說的一番道理。但是，并非所有有見解的人都能成為學者，也并非所有有貢獻的學者都能成為學術大師，更不是所有學術大師都能獲得學術大獎。

　　歐玲之所以有資格獲得各類學術大獎，甚至有些出人意外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在于她研究了“公地悲劇”這個大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本身的厘清以及“公地悲劇”這個詞的發(fā)明，要歸功于生態(tài)學家嘉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而所有中國經濟學家都知道的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對此問題進行了精妙的研究。這兩項成果都是在1965年問世的，可惜兩位學者已經去世了，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

　　歐玲的偉大貢獻，在于提出了一整套從制度角度分析公共政策的理論框架。她的理論，不僅僅是一種教導別人如何行事的意識形態(tài)，更重要的是一種分析工具。如果你掌握了它，你就可以分析任何事情。歐玲的偉大貢獻，在于鍛造了“新制度主義”的工具，促使政治科學中興起了所謂“新制度主義”學派�！靶轮贫戎髁x”不僅關注靜態(tài)的制度本身，而且更加關注人們的行為如何受到制度(即游戲規(guī)則)的制約。有了新制度主義這個工具，幾乎可以研究任何問題，包括涉及到各種公共事務和公共組織的制度問題。我本人就是基于這一方法論，來研究中國的新醫(yī)改；當然，我對新制度主義功夫的修煉，自己評估，只到二層的境界，距離十層還差得遠。

　　現在，在國際學術界，新制度主義已經成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人類學共同的方法論，只不過在經濟學中，它的名字叫“新制度經濟學”。因此，歐玲與威廉姆森共同獲獎，標志著新制度主義的收獲季節(jié)到來了。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