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背景

　　清潔能源：低碳中國的最大亮點

　　“低碳中國”包括低碳生產和低碳生活，最終目標是達到“人--人和諧”與“人--天和諧”，到達這個境界的路線圖就是“低碳發展”。發展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引擎就是能源。可以說，能源如果高碳，一切都是高碳。低碳中國的核心就是低碳能源，低碳能源的核心就是清潔能源。

　　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改良”是不中斷發展進程的核心保障

　　目前中國的國情是高碳生產、高碳消費的“高碳發展”，為了滿足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高速增長，我們歷史地“選擇”了低成本的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結構，而且這個結構是剛性的、長時期鎖定的，在短期內無法根本轉型。

　　目前中國的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之比大體上是9:1，太陽能、風能、核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只占8%左右，其外水能占一些比例。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比例大體上是80:17:3的關系，煤炭是大頭。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煤基能源”大國(69%)，全球第二，排在南非(77%)后邊，在波蘭(68%)、印度(56%)、澳大利亞(44%)、美國(25%)的前邊。目前中國的能源消費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煤炭消費主要是火電，2007年的電力裝機中火電裝機5.54億千瓦，占77.7%。而在低碳類電力裝機中，水電裝機1.48億千瓦，占20.4%；核電裝機906.8萬千瓦，占1.3%；風電及其他新能源600多萬千瓦，僅占0.8%。

　　目前中國“高碳型”的能源結構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30年進程中成型的，比較現代化的煤炭工業、石油天然氣工業的完整體系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剛剛建成的，設計壽命一般都在30年—50年(大慶油田甚至要延續100年)，到2010年代僅僅運行了一半的生命周期，巨量的投資被固化在其中，整個體系的運轉才剛剛成熟，在短期內停掉它們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考慮改變這種被鎖定住的能源結構，就像在中國改為實行汽車左側通行一樣，不僅僅是一個成本的問題，還將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諸如對消費結構、就業結構等的破壞性沖擊，控制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穩定。中國政府目前的總政策是三句話：發展、民生、穩定，如果急速改變今天的能源結構，其后果必然是每一句話都受影響。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至少在未來30年內無法根本轉型，只能繼續延續。眼下最現實的辦法，就是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結構，同時為2040—2050年代展開大規模的能源結構轉型進行實力儲備和軟條件準備，包括技術、資本、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等等。

　　化石能源的清潔化是清潔能源的最主要發展方向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今天，在中國，發展是第一要務，支撐發展的“動脈”是煤基能源、油基能源、氣基能源的化石能源結構，在這一結構被長期鎖定的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實行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改良——這就是低碳中國的路線圖。“高碳型”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改良路線圖，與“新能源”路線圖天然地發生沖突，這種“兩條路線的斗爭”深刻的反映出目前中國不同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能源”是夢想不是現實。在連續30年9%增速的高速增長中，太陽能、風能、核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整體貢獻度連1%都不到，即便是其大發展的今天也只占不到10%的份額，指望它們在接下來的又一個30年的大發展中超過“傳統能源”支撐中期工業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作為清潔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新能源”確實是好東西，是未來中國低碳發展的希望所在，但在今天它們還沒有能力挑大梁的時候，我們就只能現實地選擇把“新能源”作為“預備隊”而不是“主力軍”。

　　把清潔能源等同于“新能源”的提法是一個誤解，因為清潔能源不僅僅是“原生態”的和可再生的，也包括可以被清潔化的那些“不潔能源”——傳統的化石能源。如果我們集中精力重點發展煤炭的清潔化、石油的清潔化，加上本來就清潔的天然氣，中國90%的能源就有了希望，溫室氣體的排放就會大大降低，“高碳型”的能源結構就有望得到根本的改善，低碳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不是一句空話。

　　“煤基能源”的清潔化是中國發展清潔能源的最大亮點。煤炭的能源鏈條主要包括煤炭本身、燃煤發電、煤炭能源轉化等幾個環節，這些都是巨大的方面軍和主戰場，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大的份額，市場容量極大。煤炭本身的生產、物流、消費過程存在著巨大的清潔化空間；煤炭的能源轉化同樣擁有十分巨大的清潔化空間，僅僅煤化工一個鏈條就有做不完的市場；煤電的清潔化可能是最有市場潛力的清潔能源方向，可以容納消化很多的技術、設備、投資。

　　“油基能源”的清潔化似乎被忽視了，原油(重油)、輕油(汽柴油)的生產、集輸、消費過程的清潔化市場空間同樣十分巨大。近年來，市場對油基能源清潔化的關注在前端和后端表現不一，似乎對汽車尾氣的排放治理更加注意。事實上，除了汽車尾氣，向汽柴油的前端發展清潔作業，對大氣污染的減排貢獻度也十分巨大，與二氧化碳沾邊的市場很大，例如CDM。

　　“氣基能源”的合理使用本身就是一種清潔化操作，這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氣是最干凈的能源，我國儲量巨大，應用前景廣闊。目前的問題是，在能源使用比例上，我國的天然氣只占3%，價格也是倒掛的，與國際上1:1.04的油氣比差距很大。毫無疑問的趨勢是，今后天然氣的市場份額一定會加大，而且是迅速提升，預計它才是中國清潔能源近期發展的最大的“黑馬”。

　　事物都是辯證的，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新能源”很小，但化石能源的國情約束又使我們的清潔能源被“放大”了，發展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清潔化使我們突然增加了無數個巨大無比的市場，當然我們也能解決能源短缺和氣候變化的問題。目前在中國，人們總能感受到太陽能、風能等的搖擺不定，但是從沒有聽說過煤油氣在搖擺，它們正在堅定不移地大踏步發展著。

　　低碳革命：人類社會迎來第四次浪潮

　　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低碳革命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生的四次社會變革，這四次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把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進程推進到了一個更加高級的生存狀態。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正處在低碳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滾滾而來的前夜。

　　低碳經濟的興起正引發全球低碳革命時代的到來

　　“低碳經濟”即二氧化碳(及其計量單位)的排放低至不足以威脅人類社會正常發展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低碳經濟的緣起來自于全球氣候變暖，以二氧化碳排放為主的溫室效應帶來了全球性的極端氣候現象，給地球村居民的可持續發展和正常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人們開始反思，目前傳統的生產和生活狀態是否合理？特別是今天的經濟運行模式是否合理？正是在這種反思之下，低碳經濟應運而生。

　　從牧童經濟到宇宙飛船經濟 自從起源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到今天，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進化到了工業文明的時代，西方化、現代化伴隨著殖民主義把工廠制度和商品帶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現代民族國家誕生，城市化運動方興未艾，新技術革命興起，人類社會越來越富足。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前，整個世界經歷了大生產、大消費、大發展的全球化過程，人們拼命地生產，拼命地創造，拼命地享受財富。在這200年的時間里，西方處于一個被形容為“牧童經濟”的時代，就像美國西部電影里牧童在悠然自得的盡情嬉戲一樣，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廢棄物隨手丟棄毫不吝惜，大自然從來沒有懲罰過人類，而人類卻一直在消耗著大自然。

　　1962年的一天，一位名叫鮑爾丁(K.E.Boulding)的美國學者仰望夜空觀察著宇宙飛船陷入沉思。他在想，宇宙飛船里的宇航員靠什么維持生存呢？這個狹小的封閉著的空間里只有原來一次性的食物供給，吃完了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宇航員排泄和丟棄的廢棄物循環利用，直到永續。鮑爾丁進而把整個地球看做是一個宇宙飛船，把人類社會看做是宇航員，提出了著名的“生態經濟”思想。

　　從生態經濟到循環經濟 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是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學科，即生態經濟系統的結構及其矛盾運動發展規律的學科，是生態學和經濟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

　　以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報告《增長的極限》為標志，經濟學界開始反思；這一年，聯合國召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92年召開“里約熱內盧環境發展大會”，2002年召開“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循環經濟”(cyclic economy)理論體系誕生。循環經濟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指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循環經濟的基本模式有4種類型：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模式(杜邦模式)、區域生態工業園區模式(卡倫堡模式)、在社會層面上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體系(DSD模式)、社會循環經濟體系(日本模式)。

　　從低碳經濟到低碳革命 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的《京都協議書》開始提出要發展“低碳經濟”。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第一次正式把“低碳經濟”的說法作為國策提出。作為同日本一樣的島國經濟體系，英國出于能源安全的考慮和氣候變化的應對，率先著手低碳經濟的戰略轉型。

　　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提出《斯特恩報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2007年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15日正式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在2009年前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新的安排舉行談判，制訂了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2008年7月，G8峰會上八國表示將尋求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其他簽約方一道共同達成到2050年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少50%的長期目標。

　　就在2007—2009這3年的時間里，即“巴厘島路線圖時期”，全世界都在加緊探索“后京都議定書時代”的氣候變化對策問題，美國奧巴馬新政府的立場轉變以及日益臨近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等敏感因素，促使人們越發關注低碳經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隨著美國、日本、歐盟、以及中國等大國的積極參與，低碳經濟的概念開始向經濟以外的領域全面擴展，主流觀點一致認為，一場徹底改變人類社會生存狀態的“低碳革命”即將全面爆發。有研究認為，低碳經濟的興起，正在引發全球性的“低碳革命”時代的到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結構大調整將會象多米尼骨牌一樣，引起各個國家甚至整個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等一切方面的深刻變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變革，將有力促進對“人--人對立”和“人--天對立”的緩解，人類社會將向著環境友好、生態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良性循環。

　　低碳革命之于中國，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低碳革命對于中國有極大的好處，率先而來的低碳經濟為中國的轉型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2007年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本著對人類、對未來的高度負責態度，對事關中國人民、亞太地區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鄭重提出了四項建議，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令世人矚目。他在這次重要講話中，一共說了4回“碳”：“發展低碳經濟”、研發和推廣“低碳能源技術”、“增加碳匯”、“促進碳吸收技術發展”。他還提出：“開展全民氣候變化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節能減排意識，讓每個公民自覺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做出努力。”這也是對全國人民發出了號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

　　中國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正在以積極的姿態迎接低碳革命的到來。1992年8月，中國發布《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1994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2006年底，科技部、中國氣象局、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等六部委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部《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2007年6月，中國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7年12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2008年6月27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強調，必須以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長遠發展高度負責的精神，充分認識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我國和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進行不懈努力。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是，在高碳國情下謀求低碳發展，準備全面實施低碳生產和低碳生活，把“低碳中國”作為一個美好的愿景，積極解決“人--人對立”和“人--天對立”，努力為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做出貢獻。

　　面對迅猛而來的這場低碳革命，中國準備迎接挑戰。

　　在低碳生產方面：加速低碳化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在低碳經濟框架內繼續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確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在煤基能源的基礎上，大力推行清潔能源發展，尤其是在火電產業集中推進節能減排；努力調整經濟結構，提升工業生產技術和能源利用水平，大規模發展第三產業，向低碳型經濟結構轉型發展。

　　在低碳生活方面：變革高碳型生活方式是一個考驗，一方面要改善生活設施的高碳化設計，逐步轉變大量消費、過度消費的生活結構，大力發展低碳農業、低碳城市、智能交通等；另一方面要倡導戒除以高耗能源為代價的“便利消費”嗜好，以“關聯型節能環保意識”戒除使用“一次性”用品的消費嗜好，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為代價的“面子消費”、“奢侈消費”的嗜好。

　　面對低碳革命帶來的機遇，中國將乘勢而上搶占先機。

　　低碳革命是對全球所有國家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普遍性沖擊，每一個社會都面臨著結構的轉型調整，誰的結構越固化、越剛性，誰付出的代價就越大。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急劇的變遷之中，遠沒有形成“板結”狀態，這種動態中的開放式的結構特征天然地使中國更加易于變革和進步。這個優勢將使中國有機會站在全球低碳革命的前列并保持領先地位。著名學者胡鞍鋼指出：“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最大的環保節能市場，最大的低碳商品生產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國”，這個提法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

　　低碳革命將全面、深刻地促進我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對能源結構的優化改善，對于整體經濟質量的提高和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以清潔能源為例，一方面，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在低成本前提下迅速提升其結構性比例，可以從資源、環境、氣候、生態幾個領域獲得效益；另一方面，集中發展化石能源的清潔化，強力推行煤炭和石油的清潔發展，迅速提升天然氣的應用份額，把國民經濟的頂梁柱收拾干凈，徹底掃除低碳發展之路上的高碳障礙。只有解決了發展的問題，中國才能最終實現消除貧困，才有實力為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做出更大的貢獻。

　　低碳革命將在國際關系領域導致重新洗牌，在即將打響的“碳戰爭”中，面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碳約束”、“碳壁壘”、“碳制裁”等，誰的低碳作業領先，誰就會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

　　清潔能源峰會：人類的未來，共同的責任

　　即將召開的“2009中國清潔能源國際峰會”的主題是“人類的未來，共同的責任”。“未來指向”表明了峰會全球視野下的前瞻性，“責任指向”則表明了峰會國際框架下的普世價值觀，這是峰會兩個主辦單位——中國國際商會和英國《金融時報》，為我們帶來的關于低碳經濟時代清潔能源發展的理念體系。“未來”與“責任”的主題來自于本次峰會的兩個背景：國際背景是馬上要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即將決定未來的新的低碳世界路線圖，國內背景是中國決心承擔國際責任的政府決策已經基本定型。

　　峰會的國際背景：從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會議

　　清潔能源的話題始自全球氣候變暖，應對溫室效應威脅的全球行動緣起于《京都議定書》。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它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該議定書，其中包括30個工業化國家，批準國家的人口數量占全世界總人口的80%。中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美國參加了會議但沒有簽署。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為了促進各國完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京都議定書》允許采取四種減排方式：一是兩個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放額度買賣的“排放權交易”，即難以完成削減任務的國家，可以花錢從超額完成任務的國家買進超出的額度；二是以“凈排放量”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即從本國實際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數量；三是可以采用綠色開發機制，促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減排溫室氣體；四是可以采用“集團方式”，即歐盟內部的許多國家可視為一個整體，采取有的國家削減、有的國家增加的方法，在總體上完成減排任務。

　　《京都議定書》明確了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歷史責任，即目前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里排放造成的，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絕對減排的責任；二是國際合作基礎，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無須承諾絕對減排，但應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采取積極的措施減少排放。2009年9月22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凝聚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堅持這一原則，對確保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努力在正確軌道上前行至關重要。

　　由于《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到期，“后京都時代”國際氣候制度的走向是當前氣候談判的焦點。啟動后續談判大致有兩條途徑：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依據相關條款明確發達國家和轉軌國家的未來減排義務，或者談判一個新的議定書。目前，談判的內容限定在發達國家和轉軌國家在2012年之后的新義務。2007年12月達成的巴厘島路線圖，確定了雙軌發展機制：一是加強《公約》的執行；二是討論《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附件一國家，即發達國家的減排指標。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第15次締約國大會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會議將決定2012--2017年全球減排的協議。屆時，192個國家的元首將會討論全球下一輪的減排協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資金及技術的轉移機制、保護森林機制的組成及完善清潔發展機制等。

　　哥本哈根會議將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次激烈交鋒，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將十分引人注目。雙方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一方面，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在減排問題上“違約”；另一方面，巴厘島會議后，發達國家在率先深度減排、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等問題上不兌現承諾，同時試圖改變“巴厘路線圖”授權、試圖設定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的量化指標。哥本哈根會議關于2012年以后全球減排協議的協商對話，將涉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問題，對此我國于今年5月20日發布了《中國政府關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官方文件，為我國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第15次締約國大會設定了談判底線和方針。將于今年11月2—3日在北京舉行的“2009中國清潔能源國際峰會”，正處于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之下。

　　峰會的國內背景：從能源對策到《能源白皮書》

　　積極推進清潔能源的發展是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承擔減排責任的實際舉措，也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在需求。作為國家戰略，中國政府把能源的改善問題提高到應對氣候變化和承擔減排責任的最重要位置。國家環境保護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原國家環保局第一副局長、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張坤民教授從發展    低碳經濟的角度作了詳盡的論述。

　　首先，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對策框架。早在1992年8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結束剛2個月，中國就發布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其中第4條對策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結構”，特別強調“要逐步改變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加快水電和核電的建設，因地制宜地開發和推廣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1994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其中第13章“可持續的能源生產和消費”設置了4個方案領域：綜合能源規劃與管理；提高能源效率和節能；推廣少污染的煤炭開采技術和清潔煤技術；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由科技部、中國氣象局、中國科學院等12個部門的88位專家編寫，于2006年12月發布的中國第一部《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先進核能技術，以及高效、潔凈、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術，優化能源結構，減少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保護生態環境并增加碳吸收匯，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2007年末的《能源白皮書》把中國能源戰略概括為：堅持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依靠科技、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努力構筑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堅持不懈地節能減排。節約能源，是中國緩解資源約束的現實選擇。中國堅持政府為主導、市場為基礎、企業為主體，在全社會共同參與下，全面推進節能，明確了“十一五”期間節能20%的目標。按2005年不變價格計算，1980年到2006年，年均節能率達3.9%，扭轉了近年來單位GDP能源消耗上升的勢頭。能源加工、轉換、貯運和終端利用綜合效率為33%，2006年比1980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單位產品能耗明顯下降，其中鋼、水泥、大型合成氨等產品的綜合能耗及供電煤耗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

　　第三、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2007年8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確定：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將從目前的7%大幅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 ；優先開發水力和風力作為可再生能源；為達到此目標，到2020年共需投資2萬億元；國家將出臺各種稅收和財政激勵措施，包括補貼和稅收減免，還將出臺市場導向的優惠政策，包括設定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較高售價。

　　第四、積極推進核電建設與科學發展替代能源。目前，核電占中國裝機容量的1.6%。據國家發改委于2007年10月發布的中國《核電中長期規劃》披露，規劃到2020年，這個比率為將為4%。同時，對于未來新能源的研發也在加快步伐。氫燃料電池自行車已在上海上市，規模生產后每輛售價可望降到1.6萬元，比目前的鉛蓄電池電動車有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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