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芳

　　被稱為“休克療法”之父的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Sachs）現在對中國充滿了興趣，他正在準備啟動他的 “中國2049項目”。這個項目想告訴世界，40年后的中國將會怎樣？是的，這是一個復雜而宏大的項目，但卻讓人充滿遐想——關于未來，誰都想知道。

　　“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能夠持續5-10年？我們是否能夠繼續過這種好日子？我們下一代人是否繼續過類似的好日子？”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心中也有著一系列不確定。

　　10年，20年，40年，甚至60年，中國經濟會怎樣？

　　基石

　　現實是未來的一塊基石。

　　接受本報采訪的眾多專家學者都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取決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這同樣也是過去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曾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研究院工作過，參與過多次經濟體系改革工作，他為本報回顧了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發展的歷程。

　　中國真正大規模經濟建設是在1953年，“一五”期間中國在前蘇聯幫助下，確定了重工業優先增長的方式。但此后由于發展中的一些失衡，出現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不行的結構失調問題，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調整這種結構失調，鄉鎮企業在此輪結構調整中找到了空隙，于是從1978年到1990年，中國重工業比重開始下降，輕工業比重不斷上升。

　　1993-1994年中國開始提出了兩個轉軌——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軌，之后政府和企業都為經濟增長調整做了很多工作。

　　“我的評價是，第一，調整經濟結構有一個必要性，第二是結構的調整靠政府手段并不是完全值得贊賞的。”回過頭來曹遠征評價。

　　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產能過剩問題突然消失，曾經擔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現在是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的王建這樣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末之前，已經有了兩次全球化，但前兩次都沒有出現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情況，而在第三次全球化過程中，制造業開始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轉移。”

　　這次轉移如此迅猛，導致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迅速 ，“我們把別人全部打垮了,在全世界的案例中間，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會是這樣發展，這也形成了獨特的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曹遠征回憶。

　　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下，國際間收支越來越不平衡，中國出現資本項下和貿易項下雙順差格局，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第一個從學術角度提出，這種模式是不能維持的。

　　從2005年開始，中國就出臺了很多政策，比如說降低出口退稅率、提高勞動工資成本、提高土地使用價格等政策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2006年，國務院還出臺了《關于加快促進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調整的通知》，其中鋼鐵、電解鋁、煤炭、汽車等行業就被列入產能過剩產業。

　　“事后由于金融危機，有人批評這些政策，但從歷史角度看，誰也沒想到會有金融危機。”曹遠征說。

　　問題重現

　　金融危機導致正在進行的增長方式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被迫推遲，為了應對危機，中國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也使得目前產能過剩問題重現。

　　也因此，一些專家學者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正在逐步喪失經濟結構調整的良機，重新回到過去依靠投資和外貿發展的老路上？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中國研究部主管劉鳴鏑女士觀察到，雖然中國決策層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調整結構的重要性，但從實際步伐上來看，目前中國政府更注重保增長而不是調結構。

　　數據也可以說明上述問題。今年1-8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80%，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從1-7月的11.6%上升到了1-8月的14.7%，反映鋼鐵業投資的指標——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從1-7月3.3%上升到了1-8月的11%。從貸款投向來看，上半年只有7%的新增貸款流向房地產，7月份這一比例上升到54%。

　　在這種生產模式下，中國產能過剩問題重現。

　　8月份工信部發布 《2009年中國工業運行夏季報告》就已經提出產業過剩問題，與此同時，全國人大財經委在報告中也提到，中國有19個產業已經出現過剩，19個產業中有很多是從2006年就已經開始調整的產業。

　　這些數字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真的遇到過去的“老問題”了？

　　“中國過去就靠投資和外資來維持高增長，如果把這兩個東西拿掉了，新的增長沒有培養起來的時候，就等于自毀其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說。

　　“實際上中國產能的升級和調整貫穿了整個經濟發展的所有過程，是一個持續的、漸進的、長遠的過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說，不過曹遠征卻認為，這60年有一點是一成不變的，都是一個靠各種要素投入量發展的過程，經濟發展在質量上的轉變并不明顯。

　　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看中國20年之后的經濟，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肯定是悲觀者。“現在我們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成本低，但最終經濟發展要靠技術來拉動，這時候中國有比較優勢嗎？”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很簡單，以前別人有需求，你可以出口，但現在別人需求少了，你自然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王建說。就此曹遠征也表示，中國所謂轉變經濟結構不是要不要轉變，而是必須轉變，世界經濟都在調整，要求你中國必須要變。

　　幾年前，中美之間曾就全球失衡是中國的責任還是美國的責任爭論，現在，9月底在美國匹茲堡招開的G20峰會上，美國再次暗示中國應承擔責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就明確指出，“要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為主、特別是最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但如何發展內需、進行結構調整？目前存在很大的爭論，“很多討論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反危機政策能不能和結構政策相協調，要不要退出？現在這個判斷還沒做出來，這個政策全世界都有爭論。”曹遠征觀察到。

　　這個討論延伸到產業層面，就是中國現在是否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很多人還抱有幻想，認為中國會出現以前的那種幸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解決現在一些產業產能過剩問題。但曹紅輝認為，中國一旦錯過此次時期，將錯過了最好的調整機會，“因為世界經濟不行，此時中國調整是比較容易調整的，如果別的國家經濟起來時，中國再想調整就十分困難了。”

　　除了是否需要結構調整之外，另一個有分歧的問題是結構調整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各是什么樣子?

　　曹紅輝認為目前的調整不僅是結構性的，而且是全面的、多層次的。王建認為，如果要解決整個結構調整問題，就不能只靠供給這一端，“而要提升需求，而要提升需求，必須走城市化道路。”潘向東還認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國必須進行產業升級。

　　如何解決？

　　從政府角度上看，中國必須在擺脫經濟衰退和結構調整之間、短期結構調整和長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找到均衡點。

　　短期來看，中國政府也在努力減少經濟刺激的副作用，例如工信部開始對產能過剩開始警惕，提出清潔能源、風能、太陽能出現了新一輪過剩問題，而對老的產能過剩，比如說鋼鐵、水泥、玻璃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但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結構和產業調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有些悲觀，“分權體系成為結構調整的障礙，在地方利益支撐和地方市場格局下，目前結構調整并不能帶來結構優化。”他還舉例，“目前我們為了產業調整而進行的一些購并，主要是政府主導性的，并不是企業本身的行為，表面上整合的不錯，但是產能問題解決不了。”

　　不過曹遠征卻從目前結構調整中看到了積極的現象，“這次的調整和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調整不一樣，”曹遠征說，“首先，我們主要靠市場經濟體系、依靠價格體制改革促進結構優化和經濟進步。同時政府開始制訂更嚴格的標準，比如制定環保標準、能耗標準等促使結構的轉變。”

　　其次，目前的結構調整也出現一個重大的跡象，“金融危機把我們驚醒了，我們認識到靠出口導向維持不下去，而內需的核心問題是收入，這次在反危機政策里面就也提出了保增長的目的是保民生和保就業。”曹遠征說。

　　最后，調整結構也有新的方向，即鼓勵產業結構和產業比例關系的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三個產業之間的比重。

　　當然，曹遠征也承認，目前改革還有一個誤區，那就是調整產能依靠政府干預，這是計劃經濟的老思路，被經驗證明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進行改革，必須要進一步推行價格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財稅體制的改革”。

　　“總體上，結構調整是持續性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曹遠征說，對此劉元春認同，他表示，雖然中國增長方式轉變還是朝良性的方向發展，但調結構的速度必須要完全建立在社會結構改革基礎之上，所以發展過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慢的多。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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