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全球經濟格局之變，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以往的路程，并著力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既要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機遇”。就轉機的角度而言，除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還有一個在全球再平衡格局中的新定位問題。因此，目前也可以視作是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過程中的一個機遇。

　　張茉楠

　　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中國經濟模式一直被視作一個奇跡。現在學界的共識是，要素、改革和全球化這三大紅利，支撐了中國經濟超常發展的黃金30年。

　　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勞動力優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1978年儲蓄占我國GDP總量的38%，2007年的時候占到了51%。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低勞動力成本、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形成。此即要素紅利也。

　　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帶來的制度化變革產生了強大的溢出效應。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從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開始，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可以說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政策性和體制性需求，為中國30年持續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此即改革紅利也。

　　30年間，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改革開放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其中進出口比值占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0%，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此即全球化紅利也。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沖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低要素成本”時代已一去不返。今天，制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

　　當前的全球經濟格局之變，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以往的路程，并著力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既要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機遇”。

　　從挑戰來看，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長期增長動力衰減的沖擊與挑戰。就轉機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除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還有一個在全球再平衡格局中的新定位問題。因此，金融危機，也可以視作是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的一個機遇，而目前恰恰也正是中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首先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每一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遭遇困難和阻礙，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礎、醞釀動力、提升能力、養精蓄銳的蟄伏期。這次當然難度更高，困難更大些，但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中國經濟才會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其次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此次金融危機和此前歷次危機最大的不同在于：這次危機不僅是周期性的危機，更是一次累積性的“結構性危機”，而這其中世界消費與儲蓄結構的失衡就成為傳導失衡的重要一環。金融危機后，全球的儲蓄—消費格局必定發生重大改變，其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兩國都將向有利于本國經濟均衡的方向收斂，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

　　其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30 年前，我們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度發展實情出發的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走上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現在，歷史和現實都要求翻過這一頁，而中國能否實現由積極爭取貿易優勢向培育更高層次的資本競爭優勢轉變，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中國能否從貿易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當下，中國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中國經濟發展正跨入新的歷史階段，需要承擔起新的歷史責任，對世界發揮中國應有的作用。莊子曾經說過，“內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用于今天，“內圣外王”其實也是應對危機之道。相信經過內功的不斷錘煉，中國定能開拓下一個黃金60年。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