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龐東梅

　　在日前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所作出的表態贏得了世界眾多國家的稱贊。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在全球低碳經濟的發展方興未艾的背景下，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快速健康增長與氣候變化的和諧發展，成為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一道難題。

　　國務院參事、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馮之浚告訴記者：“如果不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科學發展，我國的資源能源將難以支撐，生態環境將難以承受，國家競爭力將難以提升，國家安全也將難以保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在反思危機暴露出的問題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面對全球氣候變暖嚴重影響人類環境和自然生態，導致水資源失衡、農業減產、生態系統嚴重損害，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沖擊。以低碳經濟模式為基本內涵的發展模式成為了各國的首選目標。在經濟社會發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環境制約的背景下，低碳經濟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途徑和戰略選擇，正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同。當前，發達國家已經紛紛向低碳經濟轉型。

　　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基于為美國經濟長期發展提供動力，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以來，在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原布什政府相比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轉折。馮之浚稱，美國與中國是全球前兩大排放國。我國是在1998年簽署并于2002年批準了《京都議定書》，當時的美國卻一直拒不承擔減排義務，因而也成為眾矢之的。美國政府提出了新的能源政策，中國減排的國際壓力也隨之大為增加。

　　馮之浚指出，由于發達國家大多數是低碳和清潔能源技術大國，它們很可能會利用減排指標、氣候變化稅、碳市場、碳信用等來主導全球低碳經濟革命和新能源市場，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所謂高碳商品和產業，另一方面通過提升全球環境貿易標準，實現其低碳產業壟斷全球市場的目的，最終從金融危機困境中實現所謂綠色經濟復興。

　　在應對碳排放問題上，我國還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和壓力，我國作為最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必須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我國已經制定了“低碳經濟”的基調。“巴厘島路線圖”之后，我國推行低碳經濟、實現節能減排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十一五”規劃中，特別提出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左右的約束性指標。2007年，我國政府發布實施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成為第一個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明確了到2010年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目標、基本原則、重點領域和政策措施。為了確保上述目標的順利實現，我國在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循環經濟、節約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果。

　　而從我國經濟發展來看，我國面臨著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的重任。我國還處于工業化中期，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我國的能源需求將會進入一個快速增長的時期，同時我國眾多的人口，給我國奠定了較高的碳排放基數，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會帶來能源消耗的增長。馮之浚還指出，在生產領域、消費領域和流通領域都處于高碳經濟的狀況，必然導致溫室氣體的高排放，產生一系列政治、經濟、外交、生態等嚴重后果。這些嚴峻的挑戰，使得我們必須把推行低碳經濟模式提到國家戰略層面上加以思考。

　　馮之浚稱，在我國新增的4萬億元刺激經濟投資計劃中，共有58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生態工程、調整結構、技術改造等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此外，我國在新能源技術領域也積累了一定的實力，拉近了與國外的距離。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也有著自身的潛在優勢：一是減排空間比較大。我國目前的能耗強度和能源效率明顯偏低,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二是減排成本比較低。從國際上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每噸減排成本超過30美元，我國的成本大體在15美元。我國能源需求增長較快，符合減排條件的項目多，規模經濟效應非常明顯，有利于開展國際碳排放交易，吸引國際資金進入減排項目。三是技術合作潛力比較大。

　　馮之浚提出，我國在推進低碳經濟發展中，需要觀念創新、結構創新、科技創新、消費方式創新以及管理創新等。

　　低碳經濟方興未艾，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