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中

　　梳理一下成都60年發展的歷史，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建國后的“一五”、“二五”及三線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及西部大開發時期，以及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時期。

　　仔細考察這些歷史階段，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脈絡，在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前，成都的發展長期依賴于國家的戰略布局，也就是說，成都的發展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結果。

　　“一五”、“二五”時期，國家重點項目的投入為成都奠定了工業基礎，這種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三線時期更為顯著。而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西部大開發后，國家的投資大量注入，使成都成為西部經濟高地。

　　經過這些戰略力量的投放之后，成都已經從18平方公里的城市規模擴展到400平方公里，成為中西部特大型城市。城市形態也從消費型城市轉變為工業城市，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

　　不難發現，成都的發展軌跡完全契合整個國家發展的脈絡，也是整個國家發展進程的縮影。然而，在這種強化生產力的縱深推進中，難題和瓶頸也隨之而來，產業如何調整和升級、怎樣來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

　　成都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階段，是高速發展時期，現實的瓶頸感受尤為迫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單純依靠國家力量的發展路徑已經難以復制，更為關鍵的是，必須從制度層面上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

　　成都的決策者在推進工業和城市改造與發展的過程，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錢從哪兒來，資本怎樣形成？從這樣基本的問題出發，開始觸及到整個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如何破解二元結構？

　　可以說，現實的壓力促進了成都在制度創新上的探索。而成都也開始主動去探索一條道路： 2003年，成都開始“自費”進行城鄉一體化建設，力圖通過制度的變革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面臨的難題，尤其要破解大城市和大農村二元分割的現實。

　　因此，在這種強化生產力的推進中，成都更需要找到一種內生的力量。經歷了5年實踐之后，2007年，成都獲批綜改試驗區，當然，成都獲得的并不是一種強大投資的促進，更重要的是一種制度先行者的角色。

　　我們可以看到，在《成都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總體規劃》上，沒有一項是對于投資或者政策優惠的表述，而是鼓勵成都進行制度創新，讓其在封閉的試驗區內去探索。

　　其實，這種角色和功能尤其重要，也正是這樣才催生了成都的試驗。成都布局了大量的三線企業，但是并沒有獲得振興老工業基地的優惠政策。因此，在對三線企業的改造過程中，成都更需大膽進行創新。

　　現在成都的試驗已經得到很多專家和官員的認可，成都模式也已經被提了出來，而從根本上來說，成都模式不正是一種尋找內生力量，從改變生產力布局到改變制度供給、改變生產關系的變革嗎？

　　更為關鍵的是，成都經驗正在為全國的改革提供借鑒，成都力圖解決的難題也是中國當下亟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因此，很多專家提出，成都的試驗具有普適性的特點。因此，成都的很多做法已經為全國很多地方所效仿。

　　事實也反映了這項歷史性變革的成績：2003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為3.21：1，隨后中央出臺多項政策支農，但是到2008年仍然擴大3.36：1。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成都市的差距從2003年的2.64：1下降到2008年的2.61：1。

　　有專家提出，成都的下降很微小，只是略微收斂，是否可持續還不能確定，但是在全國擴大的背景下，成都畢竟是下降的。

　　成都也為自己的試驗設定了目標，就是到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10萬元，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按戶籍人口計），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到2：1，公共服務實現均衡發展，現代城市和現代農村和諧相融，歷史文化和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新型城鄉形態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