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前30年還是后30年，“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始終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撰寫的《紀念農村改革開放30周年》對后30年做了記述。從前30年看，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很豐富，有以下十二個重要事件：

　　一、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社會革命，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免繳地主地租700億斤糧食，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過程中，也有左的錯誤，而農民分得了土地，是滿意的。土地改革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1936年戰前的水平。1949年與1952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由271億元上升為417億元；糧食產量由1.13億噸上升為1.63億噸；棉花由44萬噸上升為130萬噸；油料由256萬噸上升為419萬噸；大牲畜存欄由6002萬頭上升為7646萬頭；豬存欄由5775萬頭上升為8977萬頭。有人認為臺灣采取政府向地主贖買土地的辦法，實行和平土改是成功的。臺灣與大陸的歷史背景不同，不能以臺灣的經驗否定大陸的土改。

　　二、互助合作。1953年至1956年，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失時機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由臨時性、季節性的互助組發展到固定性、長年性互助組，由互助組進而發展成為以土地入股為特征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被稱之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組織，是由自給半自給的小農經濟過渡到社會化大生產農業的必由之路，是由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受到農民的歡迎。在互助合作運動中，也曾出現過違背自愿原則、強迫農民入社以及無償平調農民資產的錯誤，是局部性的，由于指導思想與方針正確，得到及時糾正。在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的同時，開展愛國豐產運動，涌現出一大批勞動模范，包括李順達、曲耀離、耿長鎖以及連任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等，他們帶動廣大農民走上勞動致富的道路。1953年與1956年相比，農業產值由426億元上升為508億元；糧食產量由1.66億噸上升為1.92億噸；棉花產量由117萬噸上升為144萬噸；油料由386萬噸上升為509萬噸；大牲畜與豬的存欄也較大幅度增加。

　　三、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至1958年，在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尚未完全鞏固的情況下，急速地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把土地、大牲畜等無償轉為集體所有，作為消滅私有制而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標志，犯了剝奪農民的錯誤。毛澤東把堅持實事求是逐步發展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等斥責為右傾機會主義，代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使合作運動急劇膨脹。1956年3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54.9%；6月占63.2%；12月占87.8%；1957年末占96%以上。類似斯大林1936年“農業集體化”大轉變的一年。有一些地方出現農民砍樹與宰殺牲畜的事件，是對這種錯誤的抵制。毛澤東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農民的“暴力反抗”。

　　四、人民公社。1958年至1978年。在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在高級社的基礎上建立聯社，出現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賞，迅速推廣到全國，形成“政社合一”與“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組織，被認為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正式通過了決議。與此同時，由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信用合作社與供銷合作社分別演化為農業銀行的附屬物和第二國營商業。直至人民公社解體一直持續了20年之久。為了糾正全國各地出現“一平二調三提款”的“共產風”，將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公社、大隊、生產隊)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相當于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把土地、勞力、牲畜、農具“四固定”到生產隊。對制止“平調風”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與1978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由550億元上升為1288億元；糧食產量由2億噸上升為3.32億噸；棉花由196萬噸上升為205萬噸。

　　五、“大躍進”。1958年至1962年。這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誤，造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災難。毛澤東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人民公社視作“三面紅旗”，不可動搖。農村是“大躍進”的重災區，農業“放衛星”大刮浮夸風；抽出大批勞動力上山砍樹“大煉鋼鐵”；在“大辦糧食”的口號下，毀林開荒、圍湖造田、毀草種糧，加劇了水土流失與荒漠化；建立公共食堂，實行“供給制”和“吃喝不要錢”，被稱之為“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萌芽”；在出現餓死人的情況，繼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拔白旗”，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有的地方認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還要補課；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認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傷害了大批干部，造成了大量冤案。盡管如此，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農民為了活命，在暗地包產到戶，只不過換個叫法“責任田”，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1958年與1962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由550億元下降為430億元；糧食產量由2億噸下降為1.6億噸；棉花產量由196萬噸下降為75萬噸；油料由477萬噸下降為200萬噸；大牲畜與豬的存欄也大幅下降。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躍進”留下有用的東西是水利建設，各地在“大辦水利”的號召下，動用了大量勞動力，修建水庫。雖然有不少水庫質量很差，很快報廢，勞民傷財，有些平原水庫造成嚴重的鹽漬化，大批水庫移民未能妥善安置，形成很大的后遺癥。但是保留下來的有效水利工程和在普及大寨縣中，各地興建農田基本建設，營造梯田等，對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億萬農民的勞動積累，可以說是為改革開放后農業快速發展奠定的物質基礎，也可以說是農業的“老本”。

　　六、農業學大寨。大寨本來是出自于山溝的一個好典型，突出表現在不等不靠不要，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修堤筑壩，治理水害，修造農田；積造高溫堆肥，改良土壤，提高產量。但在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并提出農業學大寨后成了推行錯誤路線的工具。如大隊核算，取消自留地，封閉自由市場，取締家庭副業，實行標兵工分等，提出“堵不住資本主義之路，邁不開社會主義之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割資本主義尾巴”、“批判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等，影響全國。學不學大寨成了“兩條道路”的分水嶺。

　　應該肯定，大寨人的大寨精神是了不起的，是中國農民堅強不屈精神的體現。如今大寨在郭鳳蓮的帶領下面貌大變，仍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是值得稱贊的。

　　七、農業發展綱要與“八字憲法”。在毛澤東主持下，集中了一批科學家，研究制訂了《1956～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40條。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綱要草案，接著毛澤東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后公布。1957年9月，中央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基本通過這個綱要的修正草案，分發全國農村討論。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屆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這個綱要的第二次修正草案。直到1961年3月，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并公布了這個綱要。應該說，這個綱要集中了廣大科技人員的智慧，首次把農業劃分為三大區域，分別提出不同的糧食產量指標以及相應的措施，是好的，對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左的內容。有些不當的內容，如把麻雀當作“除四害”之一，經專家提出意見作了修正。

　　農業“八字憲法”，是毛澤東提出的。其內容為：水、土、肥、種、密、保、工、管，開始把水放在第一位，后經專家提出，把土放在第一位。應該說，這八項內容，大體涵蓋了農業的主要元素，是科學的，對尊重科學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毛澤東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提倡“養豬積肥”，說“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化肥廠”，“農林牧是一家”等主張，是符合農業發展規律的。

　　八、人民公社條例(60條)。為了整頓人民公社，糾正出現的“共產風”等，毛澤東和黨中央，經過調查研究和廣泛討論，于1961年3月，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提出《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是繼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鄭州召開的會議提出《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同年3月，在上海會議上提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關于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之后，集中各方面的意見修改而成的。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6月，中央發出《關于討論和試行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2年9月，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正是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條例的核心是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即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隊。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一個生產隊二三十戶，群眾看得見、摸得著。應該說，這個條例對穩定農業生產，糾正平調風，是有積極作用的。在公布這個條例時，把農民的宅基地宣布為集體所有，則是不妥的，是又一次對農民財產權的侵犯。

　　值得指出的是1970年在周恩來總理支持下國務院召開的北方農業工作會議。當時各地農村左的思潮仍很嚴重，把自留地、農貿市場、家庭副業作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加以批判。有的地方出現把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變為生產大隊，實行“窮過渡”。北方農業工作會議，就這些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堅持生產隊為核算單位，重申自留地、農貿市場、家庭副業不能取締，這有助于減輕左傾錯誤造成的損失。在把“農業學大寨”升格為“普及大寨縣”中，仍注意了堅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60條。

　　九、在“四清”于“文革”中的農村。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與大區書記會議上提出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并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同年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后十條)。1964年9月，中央對后十條發出修正草案。1965年1月，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所謂社會主義教育就是“四清”，由小四清上升為大四清，由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由農村擴展到城市，由基層擴展到上層，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學校停課鬧革命，工廠停產鬧革命，而且不少地方形成兩派(造反派與保守派)發生武斗，從上到下許多領導干部被揪斗、打倒，一片混亂。農村除了少數地方(如河北的保定，廣西的柳州)有些武斗外，不顧批判“唯生產理論”和“抓生產壓革命”的壓力，基本上堅持生產；頂住“抓政治保險，抓生產危險，抓管理險上加險”和“管卡壓”的風浪，堅持人民公社60條，未亂陣腳，除了滿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外，對保證城市的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緩減社會動蕩的形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蔣介石不敢乘動亂之機反攻大陸就是因為農村基本穩定。1966年與1976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由640億元上升為1197億元；糧食產量由2.14億噸上升為2.86億噸。

　　值得提出的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等決定從國外引進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化肥廠，這是為農業服務最早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的舉措。農業科技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從國外引進優良品種，創造了“雜交玉米”與“雜交水稻”，大面積推廣。這對農業的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技術支撐。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其中化肥投入與品種改良起了重大作用。

　　還應該提出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體制下，在“以糧為綱”的方針下，出現了社隊企業，即公社與大隊辦企業，方針是“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目的是增加社隊兩級經濟實力，避免對生產隊的平調。毛澤東稱贊為“光明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改革開放以后，社隊企業易名為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其前身為社隊企業，它的產、供、銷全靠市場，因而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先導力量。到1978年底，社隊企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近     30%，在社隊企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近10%。這是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基礎。

　　十、農林科教。有兩件事的教訓值得記取。一是在50年代初期，北京農業大學在學習蘇聯米丘林遺傳學中，批判摩爾根遺傳學是唯心主義的、反動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犯了“學閥”錯誤，在全國生物科學的教學研究中產生嚴重的不良后果。此事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按照“百家爭鳴”的方針，作了嚴肅處理，恢復了摩爾根遺傳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二是1958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為解決農林院校的“三脫離”(脫離生產、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問題，決定全國所有高等農林院校全部下放農村，使教學研究受到極大損失。在“文革”中推廣朝陽農學院的“經驗”，使高等農林院校又一次受到左傾思潮的沖擊，產生了不良后果。

　　十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有一千多萬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是罕見的。對此評說不一，有的認為是毛澤東的一條“罪狀”，毀了一代人。我始終認為，毛澤東歷來主張知識分子應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是有積極意義的，不應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失有得，失的是學業，可以彌補；而得的是社會實踐。他們到農村，接觸農民，了解農民，感知農民，陶冶了求真務實的精神，對他們一生的成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干部子女下到農村，農民歡迎他們說：你們的父母遭難，你們是“龍子龍孫”，我們要千方百計保護你們。這使他們深受感動。這些知識青年返城后都已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干，不少人成為省部以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因此對此也要“一分為二”。

　　十二、農墾與生產建設兵團。中國從漢代以來就有屯墾戍邊的悠久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號召把成建制的人民解放軍轉業為生產大軍，一手拿槍，一手拿鎬，開發邊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最早建立的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50年由王震率領的二、六軍進疆，同國民黨22兵團起義將領陶峙岳與新疆“三區”(阿勒泰、塔城、伊犁)民族第五軍革命武裝以及內地的支邊青年組成，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統，執行“三個隊”(生產隊、工作隊、戰斗隊)的任務。1956年成立了農墾部。隨后在黑龍江由十萬轉業官兵組成開發和建設“北大荒”產業大軍；在廣東(包括海南)、云南、廣西、福建建立了天然橡膠墾區，創造了跨越北緯14O的奇跡；在內地各省建立了國營農場，成為農業上的“國家隊”，在農業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示范作用。特別是在繁榮邊疆經濟、增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安定、保衛國家邊疆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準確地說是個農業人口大國。“三農”問題說到底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戰爭年代，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作出了重大犧牲；在建設年代，農民為工業化提供了原始積累，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改革開放年代，農民率先行動，作出了重大創造。農民又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

　　中國的改革是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這是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我們把它說成是“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帶動了城市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體制的改革。

　　農村改革30年的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9年至1984年。即從1978年底和1979年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在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克服了“兩個凡是”思想，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至1984年農業全面高速增長、農民收入大幅增加。人們稱之為“黃金階段”。

　　——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億噸增加為4億噸，連續上了兩個臺階(即由6000億斤上升為8000億斤，一個臺階為1000億斤)，解決了長期“供給短缺”問題，第一次出現了“賣糧難”。

　　——在糧食播種面積減少1億畝的背景下，調整產品結構，棉、油、糖等經濟作物大幅度增加。

　　——畜牧業、水產業同步快速發展，市場供應大大改善。

　　——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均純收入在兩位數以上。

　　——社隊企業有了新的發展，農業勞動力大量向非農業轉移，在人民公社解體后建立了鄉政府，第一個掛牌子的是四川省廣漢縣向陽公社改為向陽鄉。社隊企業易名為“鄉鎮企業”。

　　這一階段農業高速發展和農村重大變化的原因有五：一是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50%)，加上實行“超購加價”政策(加價30%～50%)，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二是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為代表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到“不許分田單干，不要包產到戶”)到在邊遠與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到“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形式”，到“馬克思主義合作理論的發展”再到“農村的一項基本經營制度”，反映了中央在這個問題上認識的變化過程。三是在“文革”中引進的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化肥廠投產，提供了大量化肥。四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與雜交玉米品種。五是多年積累起來的“老本”，包括“大躍進”中興修的水利工程以及“文革”中農業學大寨修筑的農田基本建設。

　　在這個階段，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農村政策研究室，指導農村改革。中央發出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央工作會議的75號文件以及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982年至1986年中央連續發了五個一號文件，發揮了推動改革的重大作用。

　　總結這一階段農業全面高速增長的基本經驗：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從包產到戶到包干到戶(去掉按工分分配的辦法)，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轉折，農戶經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農民的偉大創造。這一階段的失誤在于人民公社解體后，由于受到“談合作色變”的影響，未能及時地把真正的合作經濟組織恢復和建立起來，雖然提出“統一經營與分戶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而社隊企業薄弱的村成了“空殼村”；同時由于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一家一戶的農村經濟缺乏有力的支撐與保護。

　　第二階段為1985年至1992年。由于1984年農業大豐收，出現了賣糧難以及收購糧食“打白條”問題，被認為是“超常規發展”帶來“低水平過剩”，導致了農產品統購與派購制度的改革，其基本動因是由于實行“超購加價”政策造成財政壓力大。這一改革是對農產品流通體制走向市場的重大突破。作為第一步對糧棉油糖等一類統購的大宗農產品實行“雙軌制”，即“合同定購”與“市場議購”兩部分，也就是“死一塊，活一塊”；對畜產品、水產品等二類派購的農產品全部實行“市場議購”。這一政策實行的結果，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進展，一方面放開走向市場的部分農產品繼續發展；但另一方面實行“合同定購”的糧食，由于實行“倒三七”價格(即70%是超購加價，30%是定購價)，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特別是新商品糧地區以及“三靠隊”(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花錢靠信貸)(像小崗村)因無定購基數，銷售的糧食全部是超購加價，而在實行“倒三七”價格政策以后，大幅度減少收入，使當年的糧食產量下降7%，棉花產量下降30%，隨即出現了糧食生產的徘徊。

　　——為防止糧食滑坡，實行微調政策，把“合同定購”又改為“國家定購”，強調農民生產糧食既是任務又是義務，并采取適當提高定購價格以及定購糧食與化肥、柴油、預購定金“三掛鉤”政策，使糧食產量有些恢復性的增長。在糧食逐步走向市場化過程中，在河南鄭州市建立糧食期貨交易市場。

　　——鄉鎮企業在中央提出“整頓治理”(針對國民經濟發展中兩個失衡，一是工農業的失衡；二是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的失衡，為期三年。)中受到抑制，特別是信貸零增長，以及指責鄉鎮企業“以小擠大、以落后擠先進”的輿論，嚴重影響鄉鎮企業發展，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零增長。

　　——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大大下降，1989～1991年連續三年年均增長只有1.7%，其中1990年為負0.7%，跌入低谷。

　　——放開農產品銷售價格，1991～1992兩年兩次提高城市糧食銷售價格，實現了購銷同價，結束了近40年糧食統銷的歷史，取消了糧票，緩解了由于每次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而城市銷售價格不變增加財政補貼支出的矛盾。

　　——在總結廣西柳州市宜山縣三岔鄉建立村民委員會經驗的基礎上，全國人大通過法律，推行村民自治，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開創了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新局面。

　　——推行生態農業建設，對抑止農業生態環境惡化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原退化、農業面源污染等加劇。

　　這一階段農業與農村經濟出現了較大的波動，其原因之一是對1984年農業豐收形勢估計過于樂觀而采取了抑制生產發展的政策；二是在“整頓治理”中不加區別地在信貸上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抑制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勞動力轉移，使農民收入下降。這是宏觀調控上的失誤。

　　第三階段為1993年至2003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解決了市場經濟“姓社”與“姓資”的認識問題，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加上對糧食兩次大幅度提高價格，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1996年糧食產量達到5億噸，創歷史最高水平。1998年達到5.1億噸，又創歷史新高。但是從1999年至2003年，強調調整產業結構，連續五年糧食播種面積、總產量、人均占有量下降，出現了新的徘徊波動。

　　——在1998年糧食豐收以后，放開了收購價格，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收購資金封閉運行、順價銷售”三項政策和一項國有糧食企業改革，使糧食庫存大幅上升，財政補貼數量大量增加。

　　——“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吸納農業勞動力有所增加。

　　——實行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為防止新的水土流失，恢復和保護生態環境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生產鏈，實現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特別是在畜牧與水產業方面進展較快。

　　——在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土地流失嚴重，出現了失地農民，引起農民不滿。

　　——在整頓金融秩序中，取締了合作基金會，信用社不再成為農民的合作組織，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民貸款難問題加劇。

　　——農民負擔日益嚴重，為控制“三提五統”費不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實行預算制、審計制以及負擔監督卡，收效甚微，增加了管理成本。

　　這一階段中央于1998年發了關于加強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個階段農村改革滯緩，農村經濟波動較大，城鄉差別拉大，“三農”問題突出。

　　第四階段為2003年至2007年。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黨中央、國務院強調“三農”工作是全黨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以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一系列方針。自2004年起連續發了五個新的中央一號文件，包括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糧食連續四年增產，農民收入有恢復性增長。

　　——在“費改稅”的基礎上，取消農業兩稅和“三提五統”費，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農民增收1250億元。

　　——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

　　——推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6年覆蓋面達到40%，2007年達到80%。

　　——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試點。

　　——取消對進城農民工歧視政策，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對糧食實行直補、農機、良種、生產資料綜合補貼以及最低收購價政策。

　　——加強對土地“農轉非”的控制，以18億畝為紅線，將土地出讓金納入預算管理，對省級政府實行土地“農轉非”指標管理。

　　——增加財政對“三農”支持力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改善生態環境建設。

　　——加強扶貧工作的力度，農村貧困人口由改革開放前的2.5億下降為2100萬。

　　——改革戶籍制度試點，實行城鄉居民統一戶口。

　　——頒布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村專業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組織有了新的發展。

　　這一階段把“三農”工作納入統籌城鄉發展的大戰略之中，對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以及農民的弱勢地位，有了良好的開端。但是二元結構形成的兩種制度安排與政策產生的矛盾日益凸顯，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繼續擴大，1978年為2.5:1，1984年為1.7:1，2007年達到3.3:1。

　　總結農村經濟體制改革30年的基本經驗是從不自覺到自覺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億萬農民在黨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指引下，獲得了十大創造：一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成為農村市場的主體，從15年不變到30年不變到長期不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在考察后說，“包干到戶是農村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二是“異軍突起”(鄧小平語)的鄉鎮企業，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不僅居于主導地位，而且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吸納了1億多農業勞動力，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領導人說，這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三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村民自治，開創了中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先河，使農民直接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參觀江蘇吳縣一個村的民主選舉全過程后說，中國農民找到了行使民主權利的“訣竅”。四是進城的農民工，有1億多農民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建筑與服務業的主力軍，是中國農民的“黃埔學校”，一大批精英——農民企業家成長起來，是農村的希望。五是股份合作制。包括土地與鄉鎮企業，把勞動的合作與資產的合作結合起來，創造了集體產權的實現形式，使農民獲得知情話語權、決策參與權、資產處置權、收益分配權、管理人員選擇權等。六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的生產鏈，建立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的利益共同體，實行種養加、供產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生產最終產品，提高農業的附加值。七是適度規模經營。有些地區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承包經營權不變的原則下，促進使用權的流轉，由小農變為大農，形成農業大戶——現代農業企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現代化水平。八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包括由政府主導農民參與的農產品市場體系、科技服務體系、產品質量標準與監測體系、環境監測體系、動植物檢疫體系等，為確保農業安全提供有效保障。九是生態農業，由村——鄉——縣——市——省，把傳統農業的精華與現代農業技術結合起來，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率，取得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的多種效益，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統一的模式。十是走向國際。引進外資企業，提高農業的科技水平與管理水平；采取多種形式，建立農產品加工出口基地，增加出口；發展勞務輸出，在國外建立生產與貿易企業，在WTO框架下，提高競爭力。

　　農村改革的過程可以概括為五句話：解放思想——群眾創造——專家總結——領導認可——政府規范。農村改革的特點：一是解放思想，排除“左”的干擾，不帶框框；二是尊重農民的意愿與選擇，不強迫農民；三是總結群眾創造的經驗，加以推廣；四是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不一步到位；五是因地制宜，不一刀切。這種改革的好處有三：一是成本低；二是風險小；三是效果好。農村改革的實踐，是農村社會的巨大變遷，使馬克思的“聯合體的自由人”、“重建個人所有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等主張得到驗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體現。農村改革的過程是解放思想、不斷創新的過程，是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是遵循和按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辦事的過程，順應規律，農業與農村經濟就會發展，背離規律，農業與農村經濟就會波動。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國家調控市場采取了法律、經濟以及行政多種手段，由直接調控為主轉為間接調控為主，以行政手段調控為主轉為以法律與經濟手段調控為主，以計劃調控為主轉為市場調控為主。這個過程尚未完成。

　　黨的十七大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就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村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在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黨的基層組織五大建設中，實現物質、精神、政治、生態四大文明，建設和諧社會，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為綱，在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和縮小城鄉差別方面有突破性進展。

　　——促進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全面協調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用于“三農”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著力發展農民的合作金融組織，解決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與農民貸款難問題。

　　——把GDP翻兩番的目標真正建立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與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建立農村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機制，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農村經濟的良性循環。

　　——促進土地、勞力、資本、科技等基本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與優化組合，提高利用效率。

　　——在城鄉一體化與國際化過程中，推進農業產業化與合作化，提高農業的增值效益和勞動生產率，增強競爭力，確保糧食、食物、生態、生物安全。

　　——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擴大農村基層民主，依法保護農民特別是農民工的權益，建立與完善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以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維護群眾的利益，充分發揮群眾的智慧，就能創造出人間奇跡。中國農村改革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真理。

　　(作者郭書田系農業部原政策體改法規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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