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友江是小崗村的現任村主任。

　　1978年，他剛剛31歲，已經是4個孩子的父親。當時他家的情況是大的剛剛上學，老二老三即將上學，一家六口根本填不飽肚子。他形容當時小崗村的整體情形是“春緊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飯”。這一年大旱，11月底的一個夜晚，關友江等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包產到戶！昏黃的燈光下，他們神情嚴峻地立下“生死狀”，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摁下了鮮紅的手印。會議一結束，他們連夜將牲畜、農具和耕地按人頭包到了戶。1979年，他一家人共收獲了萬把斤稻谷，一家人再也不用餓肚子，出門討飯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農村經歷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幾個階段，中國的溫飽問題卻并沒有完全解決。

　　但是，在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郭書田看來，改革開放前30年正是改革開放后30年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是重大轉折，兩者同時也是一脈相承的。

　　“大包干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最終上升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制度，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專家們如是表示。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歷史上的第一個關于農業的“一號文件”。這個一號文件突破了傳統“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從1982年一直持續到1986年的連續五個一號文件，最終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把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極大促進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

　　作為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莊，小崗村因率先實行“大包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帶動中國億萬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而滿身光環，但與中國大多數鄉村一樣，小崗村也一度陷入“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