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宗罪：受賄

　　范憲受賄罪所涉及的關鍵人物為：雙錢集團親密的供貨商曹波、曹超兩父子。

　　曹氏父子是東北人，其所有的上海天懋鋼絲銷售有限公司為雙錢集團多年的供貨商。2003年，范憲在擔任雙錢股份前身輪胎股份以及上海輪胎橡膠(如皋)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時，曹波以探病為名，給其送去了2萬元錢。

　　2005年后，曹波將天懋公司董事長的位置給了兒子曹超。雖說曹超后來與范憲的女兒確立戀愛關系，但是兩家人的交往絕不尋常。

　　2005年5月，曹波之子曹超以過戶費名義送給范憲賄賂款33萬余元。2006年暑假，范憲的女兒從德國回滬探親，曹氏父子請范憲一家吃飯時，送給范家一張600萬元的存折，雖然范家后來退還了500萬元，但這筆所謂的訂婚彩禮總有些說不清。2007年夏天，又因為范憲妻子的一句話，曹家又用黑色拉桿箱送去數百萬元現金，一點折扣都不打。范憲的女兒在德國讀書，還不會開車，曹家就送去一輛保時捷跑車。

　　除此之外，另一筆更為巨額的賄賂款來自制皂集團在如皋的合資公司——上海制皂(集團)如皋有限公司總經理張亞明。

　　張亞明是制皂集團的供貨商，在制皂集團投資江蘇如皋成立上海制皂集團如皋有限公司時，他在銀行貸款擔保借款等多方面得到了范憲的特別關照，所以他從自己擁有的南通泛亞大酒店拿出500萬股權拱手送給范憲。令人吃驚的是，這些錢財股權，精明的范憲竟然都是假借他人的名義持有，以逃避法律的監管。

　　第三宗罪：挪用公款

　　其實，之所以認定范憲與曹家的金錢往來是受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范憲在曹家收購上海輪胎(如皋)有限公司的時候，為其解決了資金問題。

　　這事要從范憲投資如皋說起。如皋為范憲的老家，2003年，雙錢股份決定前往如皋市開設公司第一家分廠，即雙錢如皋。同時成立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如皋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如皋投資)，對雙錢如皋出資35%。

　　如皋投資注冊資本8750萬元，其中雙錢股份出資約7160萬元，公司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出資約1590萬元，占總注冊資本比例18.17%。

　　根據雙錢股份公告，上海證監局于2006年11月對雙錢股份進行了巡檢，并于當年12月發出《整改通知》：經查，2003年成立如皋投資過程中，出資的自然人包括了(雙錢股份)公司高管，因此公司此行為構成關聯交易，且該關聯交易的金額超過3000萬元，應當通過股東大會審議。公司未按照關聯交易披露，也未通過股東大會審議，違反了《股票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

　　整改通知要求，由“高管持股”的1590萬元投資必須退出。范憲在企業經營中經常要求供應商和其所在企業利益共綁，即便管理層被退股，作為雙錢輪胎的最大供應商，范憲堅持要讓曹氏父子接手股份。

　　于是，曹氏父子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向范憲尋求幫助。2006年8月，范憲接受曹氏父子請求，以支付胎圈鋼絲預付款名義，將雙錢股份流動資金3100萬元劃至天懋公司賬戶，用以收購上述“高管持股”。當年11月，上述款項用貨物陸續沖抵還清。

　　2006年11月，上海輪胎(如皋)公司更名為雙錢(如皋)輪胎公司，進行增資擴股。曹氏父子再次要求范憲幫忙解決資金問題，范憲故伎重施，將雙錢股份流動資金2600萬元分2次劃撥，供曹波用于增資擴股。至2007年1月，這筆款項被貨物沖抵還清。

　　反思范憲案

　　《上海國資》見習記者 秦穎

　　范憲的“變形”更多地折射出的是環境體制的問題

　　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講的是一個小人物在某個特定社會大環境下充滿扭曲的、荒誕的人生悲劇。人變成甲蟲，是荒誕的；個人權力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更是可悲的。范憲是整個時代改革浪潮中的一個小人物，他不過是被市場經濟滌蕩過、受不住誘惑的一只“變形”的蛀蟲。然而，就如《變形記》一般，范憲的“變形”更多地折射出的是環境體制的問題。

　　范憲案是在國企改制中出現的典型性案件，所涉及到的國有土地管理、產權管理、國企改制、評估中介、護照管理等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暴露出相關體制規范還存在諸多漏洞，發人深省。上海市國資委紀檢部門對此高度重視，積極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及有關企業代表召開專題分析會，針對范憲案中暴露出的相關問題進行制度設計，堵住漏洞。

　　反思一：國有土地行政權和經營權分離之弊

　　利用國有企業轉改制之機，侵占國企優質資產、優質股權，是范憲案最重要的特點。而范憲之所以可以將國有資產私有化成功，最關鍵的“條件”是國有土地行政權和經營權分離，讓他有機可趁。

　　制皂集團是國有企業，歷史包袱重，經營不佳，長期虧損。為了扭虧增盈，1999年開發了位于浦東的閑置地塊。同年7月成立了上海森凌置業發展有限公司。

　　制皂集團的這塊閑置地塊，是上世紀80年代人造板廠的廠址。因為工廠破產，所以廠房一直被空關閑置。

　　而森凌置業此時運作該地塊時，正是趕上了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大牛市。范憲陳潔正是看中這一點，將森凌置業列為謀取私利的首選目標，逐步將公司占為已有。至案發時，在范憲和陳潔的名下，森凌置業等相關公司的總資產已達7.8億，凈資產約6億。而制皂集團2007年虧損7859萬，2008年虧損9319萬。

　　這塊閑置地塊屬于國有土地，它的經營權的權益主張主體為土地的控股單位，即為森凌置業的控股單位制皂集團。國有土地的行政單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因此，按照國有土地使用權交易的相關規定，在土地儲備中心收購企業國有土地使用權時，只要土地的控股單位同意就可以了。而森凌置業的控股單位是制皂集團，范憲作為制皂集團的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即使未經華誼批準，也完全可以辦到。

　　國有土地的行政權和管理權分開，原本是為了更好地形成一個監督制衡機制，然而，由于國有企業的層級設置太過冗繁，包袱太重，國資委包括集團層面，往往難以監管到下面子公司的經營行為。對此，參與辦案的一位人員建議：“一是可以由國資委組織授權機構對企業的國有土地進行清理登記造冊，立案建檔，權證集中管理，將國資委、土地儲備中心、土地交易中心的信息進行聯網；二是進一步完善企業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管理，完善終極控制。就是說沒有國資委或接受授權機構的批準，土地儲備中心或土地交易中心不受理。”

　　反思二：一把手和錢管家要監管獨立

　　剖析范憲案，可以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國有資產“改姓”不是改了一個人的姓，而是跟了2個人：一把手范憲和財務總監陳潔。因此，該案另一個典型意義就是老總和財務總監聯手作案，這是促成該案發生的一個必備條件。

　　在這樣一個必備條件下，又暴露出3個漏洞：一是國有企業的層級設置過多，從母公司到子公司有4個級別，以致于母公司對4級子公司難以監管；二是范憲在這個公司鏈上的兼職集中，形成了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面；三是唯一限制一把手權力的財務總監出了問題，而財物總監出了問題卻又失之監管。

　　從母公司華誼集團開始，雙錢輪胎是它的2級子公司，制皂集團是3級子公司，而森凌置業則是華誼集團下轄的4級子公司。所以森凌置業的許多活動，包括改制，集團層面都難以起到監管的作用。恰恰，又出現了像范憲這樣的特殊人物，連續兼任了集團公司副總裁(1級職務)，雙錢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2級職務)，制皂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3級職務)，森凌置業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4級職務)，即1、2、3、4級產業鏈上他都是當主要領導。因此在轉制過程中他一個人說了算，哪怕是在集體討論過的，一把手的職位和權力還是很大的，監管就更難以到位了。

　　何況制皂集團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其董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團體，所以他們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形同虛設。辦案人員在范憲辦公室搜出的簽有董事會成員簽名的無事項、日期的董事會決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此外，在現代企業制度與法人治理結構中，財務總監是代表國有企業產權方來對經營者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的。而陳潔顯然沒有履行好職責，這是促成此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財務總監制，是指在企業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由董事會向企業委派財務總監，并授權其參與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組織和監控企業日常財務活動的一種所有權監督制度。它是從產權角度去行使權力，代表所有者利益對經營者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它所體現的是一種來自產權約束的監督關系。

　　在此案中暴露出來的是財務總監職務設置和管理最關鍵的兩個問題：一是在人事管理上，要堅持財務總監的獨立性，體現職務對應原則；二是在財務總監設置上，要體現監督和執行相容的原則。監督和執行本來是兩個不相容的崗位，現在既負責運作又負責監督就造成了矛盾。

　　一位知情國企工作人員對此建議：一是確保財務總監行使責任的獨立性，要體現責任對應原則，確保出資人的權益；二是在財物總監的設置上，要體現不相容責任的科學性。

　　反思三：蛋歸原主需要正名

　　到案發時，范憲陳潔名下的三口士、森凌置業已經達到了7個多億的資產。

　　用國企的雞生了一籃子蛋，到了追繳的時候，卻沒法說清這蛋是國企生的，或者說在法律程序上很難認定是國企生的，這讓廣大辦案者和國資委深感頭痛。

　　相關知情人員說：“怎樣把這些東西翻回到原來，還國有資產原本的面貌，確實有一定難度。所以我們希望有關方面重視這個問題，通過一些制度設計，如通過附加刑沒收財產，避免國資的更大流失。”

　　反思四：中介機構失職應問責

　　在范憲案中，暴露出中介機構很多不作為且失監管的行為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范憲案中，中介機構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能，僅僅是憑陳潔提供的材料給她出了一份所謂的評估報告，對實際存在的看得到的問題或國有財產視而不見。

　　因此，許多業內人士、專家紛紛呼吁加強對中介機構、中介行為的監控、管理。

　　檢察機關的一位辦案人員認為：“法律上留下了很多真空，中介機構現在也很聰明，在他們所有的報告中，都會附上這么一條：本報告只對某企業提供的有關材料的審計承擔法律責任。因此國資管理部門應加強對改制企業的監督管理，切實履行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確立國資委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主導地位。”

　　某知情國企工作人員則談道：“中介機構應當嚴格執行國資委中介機構聘用管理的相關規定。凡是有劣跡的，我建議可以采取如黃牌紅牌機制，淘汰出局。特別是對中介機構的從業人員，也要嚴格執行相關規定。如從業人員在中介過程中不誠信，要記錄在案，出現不良記錄就不能繼續在此行業工作。這方面國外就比較嚴，相關機構一旦出事要負無限責任，值得我們借鑒。”

　　相關辦案人員對《上海國資》說：“其實中介機構出具的經過范憲他們運作的評估報告、審計報告，給我們后面的很多工作進一步深入帶來了難處，所以我們建議要加強對中介機構的準入管理。參與國有企業改制資產審計評估的，如果有一次職業污點，那么國資監管部門可以限制其進入國有企業改制的市場業務。”

　　反思五：護照漏洞要彌補

　　在范憲案中，有關部門非常及時地將范憲邊控，在機場截獲。設想，如果未能及時截獲，后果會怎樣呢？

　　其實，華誼集團已經為范憲在上海辦過一本護照，但是護照一直由集團保管，這對范憲來說，想要密謀潛逃顯然不便。于是范憲費盡心機地把自己的上海戶口簽到了重慶，并在重慶辦了第二本護照。問題就來了：第一本護照仍能使用，為什么能辦第二本護照呢？辦理護照有批準限定是顯然的，卻沒有相因的措施讓限定發揮作用。

　　事實上，國有企業對相關領導人員的戶籍管理也應當加強。像范憲這樣放棄好好的上海戶口去辦重慶戶口的行為本身，就屬于異常行為，有關部門就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和警覺。對此，華誼集團紀委相關人員也給出了建議：“因私護照的辦理能不能采用類似身份證辦理的辦法，全國聯網。這樣就不會辦了第二本、第三本也察覺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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