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國際市場的需求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內代工企業也出現了分化。而如何轉型,不同的企業則要區別對待
文 本刊記者 呂斌
2008年底,合俊玩具廠的破產倒閉曾經震驚了中國代工界;近日,另一家玩具代工企業、位于深圳的陽光塑膠也傳出瀕臨停產的消息。
像合俊這類代工企業,曾是珠三角地區代工行業的佼佼者,這樣財大氣粗的“代工業大佬”尚且如此,中小型代工企業就更不用說了。隨著全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國外訂單大幅減少,中國珠三角地區大部分代工企業生存步履維艱。
然而,金融危機只是中國代工產業遭遇寒冬的導火索,根本原因還在于代工業長期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品牌及技術開發能力,注定路途坎坷。在這種狀況下,代工業轉型的呼聲變得更為響亮。那么,中國的代工產業之路是否走到了盡頭?代工企業轉型面臨哪些問題?該如何解決?
針對上述問題,《法人》記者專訪了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院副院長、政治經濟系主任桑百川教授。
不是所有企業都該轉型
“大家都在說應該加快制造業轉型、謀求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但談何容易。”作為貿易及外商投資領域的研究專家,桑百川教授曾聯合商務部的專家,專門到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做過調研。期間所見所聞令他感慨萬千,許多代工企業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突然倒閉,有的老板干脆把工廠扔在那里就跑了,連清算都不去做,留下的是拖欠了大量銀行貸款和工人工資的爛攤子。
近幾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比較大,人民幣升值速度較快,國家外貿政策上總的基調是減順差、控外資甚至是壓出口。在我國對外貿易格局中,代工企業在進出口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有直接關系。
“所以在出口增長較快,貿易摩擦越來越多,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學術界就提出來應該加快結構調整,要有選擇地吸收外資,主動控制出口規模。”桑百川教授告訴《法人》記者。
在此背景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人民幣加速升值,貿易產業格局調整,針對代工企業的政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樣,很多代工企業就難以承受,人民幣升值、產業政策調整、國內原材料成本上漲,這些都把他們逼到了死胡同,導致代工企業大規模關門倒閉。這類情況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變得更為嚴峻:訂單少了,成本卻在上漲,代工企業倒閉的速度更快了。
桑百川教授認為,金融危機的蔓延確實使國際市場的需求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國內代工企業出現了分化的跡象:一種代工企業在經營情況更加險峻之后,為了生存和發展,開始謀求轉型,包括控制運營成本、減少資金的占用,以及謀求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創新。比如我們熟知的比亞迪,走的就是這樣一條成功轉型的道路。
而另一種代工企業,尤其是生產日常消費品的代工企業,其市場變化受金融危機影響反而比較小。他們的生存勉強還能夠維持,但資金鏈問題比較嚴重,也沒有能力去轉型,只能耐心等待危機結束,重新振作。
“很多人說金融危機是代工企業轉型的催化劑,其實這種說法有些過于絕對了。在金融危機持續時,不僅代工產業受到影響,其他行業一樣有壓力,有些甚至比代工企業更大。”桑百川教授表示,從貿易數據來看,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不是加工貿易型企業,而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人們往往需要節儉開支,所以高檔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彈性更明顯,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往往屬于高端產品,極易受經濟狀況的影響。代工企業則大多生產日常消費品,這些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彈性相對較小,所以有些企業還能勉強維持。
“不能做”和“不愿做”
在桑百川教授看來,中國代工產業向發展自主品牌和技術轉型,面臨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從企業自身來看,他把問題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不能做,一個是不愿做。
“代工企業轉型是有很多困難的,自主研發、創立品牌都需要大量資金、人才及技術支持,有些企業其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是‘不能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代工行業,勞動力成本很低,但如果代工企業轉型搞研發,僅勞動成本的增長就不會是個小數字。在當前,我國還有大量的農民工等待著在非農產業中就業,中國還有源源不斷的初級勞動力供給,這些勞動力不經過工業化的鍛造、不學習、不在工廠里提高自己、不掌握更新的技能,就不可能很快實現從農民到技術工人的轉型。
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很艱巨,許多企業也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但短期內卻不可能完成。制造企業需要升級,但技術并不是想創新就能創新的,需要研發、需要人才。品牌也一樣,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品牌必須在經營過程中慢慢積累和培養起來。
“也有一些企業,具備一定的資本積累,有能力進行技術研發,但不一定愿意冒這個風險,這種情況屬于‘不愿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眾所周知,我國的體制不健全,無論是經濟體制還是政治體制,都處在轉軌的過程中,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具有不確定性。而代工企業的轉型,無論是技術研發還是品牌塑造,都是需要長期投入的,只有企業的行為長期化,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而當制度不健全的時候,很難讓企業下決心做這些投入,這就是矛盾。”桑百川教授告訴《法人》記者。
此外,企業轉型所需的技術研發和品牌塑造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投入,這必然存在一定的風險性,萬一技術創新不成功怎么辦?萬一資金鏈出現問題怎么辦?并非所有的企業家都具有冒險精神。
代工仍有生存空間
曾經給中國制造業帶來無限繁榮的代工產業,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受制于人、缺少創新、難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詬病。那么中國式代工是否真的已經走到了盡頭呢?桑百川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他看來,中國代工企業的成長,完全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縮影。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開展加工貿易,一大批代工企業成長起來,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繁榮了地方經濟,增加了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的收入,也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工人。可以說發展加工貿易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必經之路。
“而且這條路還沒有走完。”桑百川教授告訴《法人》記者,缺少自主品牌、沒有技術優勢,使代工企業難以在高端制造領域中獲得市場份額。在未來,當然應該積極地推動有實力的企業創造自主品牌,加大自立研發,在高端制造市場上分一杯羹。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的工業化遠遠沒有完成,“代工”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目前還是無法逾越的一個階段。
如果徹底放棄代工,不僅對珠三角不現實,對全國來說也不現實。放棄代工之路,意味著會有大量工人失業,地方經濟也會衰退。
“代工這個行業我們看似簡單,實際上很特殊。”桑百川教授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紡織、服裝、鞋類第一生產大國,世界上很多著名品牌鞋類公司的產品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國內代工企業在初期做代工時,技術含量都很低,只是簡單套模、組合而已,國外客戶會從設計圖紙、原材料、到成品銷售,提供一條龍的支持。
正是這些支持,使大量的本土代工企業獲得成熟的技術及現代化的企業管理理念,從而逐步由優秀的代工企業轉型為擁有自主品牌、具有一定研發實力的大型制造業集團,最終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企業。
比如國內制鞋龍頭企業奧康,即使到現在,奧康依然堅持自主品牌與代工生產并存這種“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并借此使自己始終與國際潮流保持一致。
說到代工企業,也不能不提富士康,這個號稱“代工之王”的老牌代工企業,無疑是代工業最成功的典范。直至現在,富士康的代工策略始終沒有一絲動搖,并牢牢把持著蘋果、諾基亞等高端客戶。
“后危機時代”的政策拷問
“近一段時間以來,大量代工企業的倒閉,有外部市場環境的因素,有這些企業自身經營不善的問題,也有我們國內政策方面的不合理因素。”桑百川教授坦承,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對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政策做所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這些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而且上升得太快。
比如兩年前,相關部門緊縮了針對加工貿易行業的“準備金臺賬制度”,要求加工貿易企業將一定量的保證金存入指定銀行,這些準備金的數額相對來說都比較巨大,這使得部分來料加工型代工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
桑百川教授表示,金融制度也是一個“老大難”。代工企業大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有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融資難,而中國的金融制度決定了中小企業融資更難。由于我們的民間金融機構不發達,很多中小企業告貸無門,這使得一些中小企業很難順利轉型。
“在金融危機過后的‘后危機時代’,我覺得政府首先應該繼續清理那些阻礙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法規。”桑百川教授對《法人》記者表示,除此之外,出臺一些稅收等方面的激勵政策也很重要,我國現在已經有相關的政策,但是在完善配套和執行方面做得還不夠,應該建立一個系統的,支持包括代工企業在內的制造型企業一個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
桑百川教授認為,在當前背景下,我國的外資政策也需要適當調整。過去我國的許多經濟政策基本是按照“所有制”來制定的,比如民營企業什么待遇、國有企業什么待遇、外資企業什么待遇等等。現在則應該向公平待遇的方向發展,調整重點應該從過去的“所有制優惠”為主轉向“產業傾斜政策”為主,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不管是內銷還是代工,都應一視同仁。
這樣在公平的政策待遇下,形成平等的競爭環境,才有利于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改進技術、提高效率的方式來跨越這場危機。
桑百川
1966年出生,內蒙古赤峰市人,經濟學博士,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國際貿易學會理事、北京臺灣經濟研究中心理事。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院副院長、政治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出版《區域開放戰略論——傾斜政策與全方位開放》、《外商直接投資下的經濟制度變遷》、《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研究》、《公司創新與發展》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