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花馨

　　 在9月4日倫敦舉行G20財長會議前夕，英國首相布朗再次試圖為月底的匹茲堡峰會定調，這一次他瞄準的議題是國際金融機構改革。

　　 布朗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要解決當前國際金融系統的不平衡，其中“應該有一個‘保障政策’，讓擁有巨大貿易順差的國家不再儲備外匯。”但這要求“增加資本后的IMF有能力隨時待命”。

　　 增資只是IMF改革邁出的第一步，對以往政策失誤的反省也將是IMF改革的必修課。這場改革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調整IMF份額計算公式，以實現IMF份額的重新分配，并消除美國的實質“一票否決權”，這將是一場艱難的博弈。“金融權力的重新分配最終取決于國際政治角力。”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說。

　　 而這或許也是該問題被放入G20峰會討論的原因所在，因為在當前所有的國際平臺中，“G20的代表性是最好的。”美國財政部對華經濟金融特使杜大偉向本報表示。

　　 增資自省促改革

　　 8月31日，英國財政大臣達林表示,英國準備再向IMF提供110億美元資金,以增加IMF可調配資金規模。

　　 余永定表示：“此次危機下，資金緊缺是IMF無法實施大范圍緊急救助的原因之一，增資將增強其救援能力。”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將IMF可調配資金增至7500億美元，目前IMF已增發2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SDR），同時還著手于IMF債券的首次發行。

　　 除了解決增資問題之外，IMF改革還必須對以往的政策失誤進行反省。

　　 余永定告訴記者，IMF在過去幾十年中為受援國開出的藥方（附加條件）被證明是錯誤的，并且十分苛刻。因此“重新審視自己的政策要求，少一點教條主義、容納多樣化的思維與實用的政策”恐怕是IMF未來履職的更關鍵所在。

　　 除了金融援助以外，IMF還被賦予了監管和技術援助兩大職能，但因受制于內部權力分配不公，也未有良好表現。

　　 而在重要的建議上，IMF則面臨著“遇冷”的尷尬。據IMF經濟學家孫濤介紹，IMF也曾強烈建議美聯儲救助雷曼兄弟，但最終未被采納。“美國就是IMF的‘老大哥’，很少理會你的建議。”孫濤說。

　　 份額公式最關鍵

　　 “增發SDR應與份額調整結合起來，但很遺憾在這次的增發上沒能實現。”余永定認為IMF2500億美元SDR的增發行動并不能令人滿意。

　　 份額的重新分配才是IMF改革的關鍵所在。但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則必然要減少某些發達國家份額，協調絕非易事。

　　 對于美國在當前份額分配中“一股獨大”，并擁有“一票否決權”的批評，杜大偉表示，美國25％的全球GDP貢獻是配得上17％的份額的。杜大偉還強調美國并非特例：“歐洲整體所擁有的份額超過美國，也擁有‘一票否決權’。”

　　 而在余永定看來，問題的關鍵并不是直接要求某個國家自動貢獻出自己的份額，而是要重新設定份額計算公式，以明確顯示出份額的公平分配。

　　 “現在的份額計算公式盯住4個變量因素：市場價格下的GDP、貿易總額、外匯儲備和經濟波動性，這難以完全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應該考慮加入購買力平價衡量下的GDP等因素。”余永定說。

　　 除了份額計算公式的改革以外，IMF的內部治理改革還包括增加基礎投票權、引入“雙多數”投票機制，并實現機構領導人及高管的選舉公開透明化。

　　 國際金融機構“完整版”

　　 但是，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機構，為全球金融服務，余永定認為，聯合國和其它聯合國下屬機構應該發揮更多作用。“不可否認，G20比G8更有廣泛代表性，但其余的172個國家呢？他們的聲音要如何發出？把這些國家排除在決策制定之外是不應該的。”余永定說。

　　 實際上，在危機初期，由于不滿于IMF的失職，“有人曾提倡革命性的做法，拋棄IMF，另起爐灶，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進行全球金融協作。”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潘英麗教授早前對記者表示：“例如設立聯合國下類似安理會的經濟理事會。”

　　 對此，IMF總裁卡恩已明確表態：“我們不需要聯合國有一個新的組織，聯合國已經有很多組織了。我們要做的，是改進已有組織的合法性和效率。”

　　 2008年底，根據聯合國代表大會主席的建議，聯合國成立了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為首的專家委員會，以推動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該機構今年6月已經發布報告，建議設立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并強調對IMF份額公式的改革以實現公平的份額分配，同時建議將聯合國或其下屬機構納入IMF治理。

　　 但美歐卻選擇以“沉默”來抵制聯合國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的介入。作為“斯蒂格利茨”小組成員的余永定告訴記者：“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缺席這場會議，他們并沒有派任何代表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