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筆輸入法之父王永民（圖片來源：中國網）

　　王永民，漢族，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1943年12月生于河南省南陽地區南召縣貧農家庭。1962年以南陽地區高考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學微波天線和激光技術。通詩文、書法、篆刻和音樂。

　　1978-1983年，以五年之功研究并發明被國內外專家評價為“其意義不亞于活字印刷術”的“五筆字型”(王碼)，以多學科最新成果之運用、集成和創造，提出“形碼設計三原理”，首創“漢字字根周期表”，發明了25鍵4碼高效漢字輸入法和字詞兼容技術，在世界上首破漢字輸入電腦每分鐘100字大關并獲美、英、中三國專利。

　　1983年后，又以15年之力推廣普及，使之覆蓋國內90%以上的用戶；曾五次應邀赴聯合國講學，以“五筆字型”在全世界的廣泛影響和應用，為祖國贏得了榮譽；1984年又榮獲“五一勞動獎章”、“國家級專家”、“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稱號；1988年4月成為國務院特別命名的十名“全國勞動模范”之一。1993年當選為北京市十位杰出共產黨員之 一 。

　　1994年后陸續發明“98王碼”、“閱讀聲譯器”、“名片管理器”等五項開創性專利技術。1995年8月赴美學習，1997年5月回國。

　　于1998年2月“十年磨一鍵”發明了我國第一個符合國家語言文字規范、能同時處理中、日、韓三國漢字、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98規范王碼”，同時推出世界上第一個漢字鍵盤輸入的“全面解決方案”及其系列軟件，成為我國漢字輸入技術發展應用的里程碑。

　　王永民教授從1996年起研究用數字鍵輸入漢字的方法，首創“首部余部取碼法”，于2000年8月實施完成了“五筆數碼”漢字輸入專利技術，開發了“王碼6鍵”和“王碼9鍵”兩套成品軟件。

　　現任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副理事長、北京王碼電腦公司、北京王碼網公司總裁。

　　自我白描是“一介書生，半個農民”，座右銘是“科學是一本永遠也寫不完的書”，行為準則是“愛國、務實、創新”。

　　王永民： 我的五筆，我的三十年

　　與中關村那些口若懸河且動輒數十數百億資產的創業英雄們相比，對中國IT業尤其對中國漢字輸入領域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河南老人王永民，此刻卻顯得頗為低調甚至生活得頗為辛酸。輾轉騰挪數十年，辛苦勞累無數，酸甜苦辣嘗盡，盡管光環閃耀、贊譽累累，或可稱得上名滿天下，功績可謂劃時代，但就經濟回報而言，王永民始終未能撐開局面，始終未能從其獨占性技術中獲得對等收益，未免算個遺憾。他曾就此傷心失望，也曾無可奈何，但轉而念之，他又覺得，哪怕技術為民所用，哪怕無償貢獻，自己也很欣慰。

　　王永民并不年輕了，不委婉地說，王永民已經老了，且疾病纏身，各種牽絆，一度讓他想到生死。王永民很倔強，他執意要將公司開在中關村，數年如此，哪怕當下的他早已年過六旬，哪怕精力更早已大不如前。他認為，中關村是個有活力的地方，是各種新鮮技術碰撞交流的集散地，而當下的“王碼”不論如何，汲取先鋒養料是毋庸置疑的。王永民說，他已經將五筆字型精進到最佳版本并已推出“數字王碼”。接下來，他最大的希望，甚至可說得上此生最大的期望則是，將漢字輸入引入中小學課堂，因為“漢字沙漠化必須重視”。

　　王永民喜歡打領帶，甚至不穿西裝的時候也是如此。王永民身材不高，他說，這是當年家里窮，營養嚴重不良造成的結果，他遠在英國的兒子則不然，“一米八還多”。王永民極其政治敏感，率性脫口而出的話，他一定會叮囑記者：“這個不要寫進去。”王永民了解媒體，拋出一段故事后，他會捎帶暗示一句，“這個會讓你的報道增色不少”。王永民喜歡提及自己的身世，并借此告知，他頑強奮斗的動力泉源其來有自，因為“我是農民出身”。王永民是一個成功的發明家、科學家，但并非成功的商人，盡管，他希望兩者能夠統一，于是他說：“錢，不是我奮斗的唯一目的。”王永民為人真誠善良，尤其懂得感恩，他說，一定要清楚自己是從哪里走過來的，為什么自己能夠走到今天。

　　王永民的身上，凝聚的是老一輩中國科技工作者的質樸與單純，專業技能自不必多言，他的國學功底及性格特質都非常值得推崇，怎奈何，他做的，是純然商業的技術，但商業的邏輯顯然與學術的思維存在出入，按照王永民的說法，由于各種獨特因素的存在，比爾•蓋茨斷然不會出現在中國。

　　王永民的“王碼集團”其實并無“集團”這一概念在字面上詮釋的那樣宏大，公司坐落在中關村附近一個商住兩用且租金相對低廉的寫字樓里，而且僅僅只有一個房間，甚至洗手間都是男女混用的。在記者前往采訪的前一天，王永民發信息過來告知具體地址并開玩笑說：“這個地方，鬼都難找。”

　　當下的“王碼”并無大宗買賣可以經營，雇員四五名，電腦五六臺，并不忙碌，也并不現代，更談不上小資，耕耘數十年的王永民似乎依舊停留在小作坊創業的初始階段。當記者就此追問王永民時，他無奈地表示，目前該公司的維系靠的還是自己早年的積蓄。

　　中國的IT技術發展迅猛，從第一臺電腦問世中國到當下計算機技術已覆蓋全國城鄉，不過短短數年時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即有計算機，計算機務必需要解決漢字輸入，而一旦提及漢字輸入，萬萬不可忽略五筆字型，發明家王永民的貢獻即在這里。

　　王永民接受過堪稱完美的學校教育，而中國科技大學的六年生活更已成為王永民重要的人生轉折點。“我的長處是什么呢？我出身農民，我自己說，一介書生，半個農民，我能下功夫。我從小學習非常好，后來進入中國科技大學，受到過正宗的、良好的教育。”王永民頗為自豪的則是，“華羅庚給我們講數學，嚴濟慈給我們講物理，馬大猷給我們講電子學，錢學森給我們講力學，這些大師級的人物每個禮拜都會開小車過來給我們本科生上四個小時的課。”

　　當日，王永民談興極佳，從童年到老年，從工作到生活，反思過去，體悟人生。

　　求學

　　出生于河南南陽的王永民喜歡以“老鄉”諸葛亮比喻自己的人生，而自幼即在南陽市南召縣一個貧窮的農戶家庭里飽受苦寒熏陶的他，聰明好學，天賦極高，讀書很少得過第二名，但家境的低微與收入的羞澀使得王永民的求學之路無比艱難，亦令他更為發奮，希圖借由自己的努力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時下的王永民基本上做到了，甚至，他已成為南陽的驕傲。

　　“家里很窮，三塊錢的學費都交不起，老母親拿著筐子去接雞蛋，一個雞蛋三分錢，接一百個雞蛋才能夠交一個學期的學費。看著父親母親勞作這么辛苦，自己激勵自己要努力、要刻苦，一定要好好學習。”談及此番情景，王永民尤其感激父母的支持以及當地淳樸而積極的“尚學”風氣。“為了讀書交學費，我父親把廚房的實木門卸下來賣掉，才賣了五塊錢。窗子扒掉，賣兩塊錢，好好的房子就這么扒下來賣掉家具，不惜一切代價供孩子讀書。”

　　據稱，讀書這一風氣在王永民的家族內部是早已有之且一直延續下來的，長輩中他至今還能叫出名字的秀才舉人多達數十位，家里再窮也要讀書，讀書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姓王的家族非常大，我的爺爺的爺爺在清朝當過要員，據說是國防部長一類的角色。我們家里有朝廷的圣旨，有石獅子、石馬，一大排一大排的。祖墳非常大，我能夠叫出名字的爺爺18個。我爺爺抽鴉片把家里的幾百畝地全部抽光了，到我父親時候，這一分支徹底敗落。我父親和他的哥哥，一個七歲，一個十歲，全成了孤兒。除了一些宅基地以外，所有的地全部賣光了，所以他們倆沿街乞討，生活得非常拮據，非常困苦。”王永民介紹說，父親十幾歲就給他人當童工、學手藝，而這些悲切故事對他自己性格的養成，影響特別大。

　　心靈手巧的王永民受到父輩的感染，動手能力非常強，甚至在很小的時候，他便親自為母親制作了一個紡紗機，而且居然能夠順利地紡出棉線來。據稱，王永民的父親基本是個百事通，很聰明，木工活、鐵匠活、鉗工活，樣樣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在解放前，王永民的父親甚至會制作步槍，全部手工。“我從小耳濡目染，學了很多東西。他做大的，我做小的，所以我后來做鍵盤、做其他發明，基本是輕車熟路，是根深蒂固的愛好。”

　　“小時候的課本，從開頭背到最后，再從最后背到最前頭去，記性非常好，每門功課都拿第一，很少拿第二。小學完了是初中，初中我是離開村子去縣城，中間距離五六十里，這么大老遠的，我骨瘦如柴地跑過去，拿著糧食，拿著書本，很沉。”他說，走一天才能走這么遠，現在一想起來腿都疼。

　　之后的王永民到縣城，一年回家一趟，發奮讀書，學了很多東西。“我拉二胡非常好，經常上臺表演。我是學生干部，還要組織別人學習。從初中到高中，我在一個縣城里待了六年，有時候父親拿著紅薯、拿著點吃的送到學校給我。”

　　憶及當年窮苦，王永民權且當做趣事。“當時穿的衣服很簡單，就是一個光桶的棉襖，里面連個襯衣都沒有，一出汗，里面硬邦邦的。但是上學非常好，校長對我都非常喜歡。”

　　“高考報志愿，第一志愿中國科技大學，第二志愿中國科技大學，第三志愿清華，第四志愿北大。”王永民介紹說，當時舉國上下宣傳說，中國科技大學是科學家的搖籃，招分全國最高，而國家科技力量的發展有賴于中國科技大學培養的高材生。最終，王永民憑借驕人的高考成績，排除了清華和北大而選擇了中國科技大學，并以南陽地區第一名的身份來到北京，就讀于該校無線電專業。

　　“當時是這樣，北大是文科，清華是工科，只有中國科技大學是理工結合的，這個大學呼聲非常高，進這個學校就是要成為科學家，這是毫無疑問的。”

　　2005年11月27日，王永民到清華大學做報告，即李敖當年演講的同一個演講臺。“我走上臺去，說，來到你們清華大學，我并不陌生，因為我的兒子和女兒都是清華畢業的。下邊一片掌聲。接著我說，不過，我當年沒有考上你們清華。下面一片噓噓的聲音。看起來這老頭不咋地。我再說，不過，我第一志愿中國科技大學，第二志愿中國科技大學，第三志愿清華，第四志愿北大。所以，沒有考上你們清華。”講述至此，王永民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1962年8月26日，王永民坐火車到北京上學。當時南陽沒有火車，他便從南陽坐汽車先到許昌，到許昌時已經是下午五點，而火車則是第二天早晨七點出發，于是他在火車站攤了張報紙睡了一夜。

　　到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的第一天，未經世事的王永民出盡了洋相。“因為在農村沒有看到過三層樓，也沒見過火車，更沒坐過火車，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來到北京上大學，懵懵懂懂，看到周圍高樓林立，于是眼花繚亂。”

　　“開學第一天，我住在宿舍樓的7樓421房間。我端著茶水瓶子去開水房打開水，回來以后坐到自己桌邊，突然發現自己的行李不見了，什么都沒了，于是大惑不解，不知道為什么。后來才知道，是我跑錯房間了，我跑到8樓的同一個房間去了。房間都是一模一樣的。”

　　王永民的求學治學經歷在他的河南南陽老家被當做當地教育的范本，而當年他的母校南召一中則用他的故事教育了數屆畢業生。“我腦子里就是要考科大，一心一意考科大，要做科學家。在高中畢業典禮上，在一千多名師生面前，我發表演講，我說，我有一個感慨：翻開物理課本、化學課本，為什么都是外國人的名字和人頭像？中國人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發明創造，然后把自己印進課本去？我的高中校長，拿著這句話，教育了我后面的一代代學生。我高中畢業后，學校把我所有的作業本、作文本留下來在學校展覽。”

　　事業

　　大學本該五年畢業，不曾料想，文革到來，王永民的大學生涯最終被推遲一年。

　　據稱，轟轟烈烈的文革到來后，王永民等人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到四川去串聯，并組織了一個東方紅長征隊，一共十來個人，王永民當隊長。“坐火車到成都，不用買票，車都擠滿了。一腔熱血獻身文化大革命，獻身祖國的革命事業。到成都后，印發了六十斤的傳單，我拿著把二胡去搞宣傳，唱毛主席語錄歌，從成都走到重慶，翻山越嶺，每到一處激情滿懷。”

　　王永民頗為真誠地說，文革時期造反派對校長、教師的迫害，他是非常看不慣的，盡管他當時也是北京第三造反司令部的紅衛兵，較為激進。“我中學的校長一直表彰我，結果他被專門批斗了五場，說他培養了王永民這個修正主義的苗子、白專的典型，而且說王永民在北京出事了。謠言四起。當時我真想從北京帶著一幫人回去，把他們砸個稀巴爛。”

　　雖然最后一年為文革所影響，但王永民的大學生活過得充實而豐滿，從讀書到做人。王永民說，盡管自己后來從事的事業與當年大學所學專業相去甚遠，但大學里學到的治學方法是受益終生的，而酷愛讀書的王永民則從《拿破侖傳》和《斯巴達克斯》這兩本書中找到了奮斗的力量。“我比較喜歡讀的是傳記。讀《拿破侖傳》，我是讀了一遍又一遍。另外還讀了一本《斯巴達克斯》。這兩本書對我的一輩子來說，是兩個發動機。拿破侖那么貧苦，他下士出身，最后那么有魄力，那么勇敢，那么有智謀，三十四歲就當上了第一執政，這些故事對我的激勵特別大。人需要有本事，要自己有本事，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要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包括斯巴達克斯，他的故事是那么的凄美。”

　　大學畢業之后，王永民來到遼寧盤錦，在解放軍309農場鍛煉，種水稻。兩年后，王永民轉而去了四川，也即解放軍1242研究所。“1242研究所是國內第一個搞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所，李鐵映副委員長就在這個研究所里，他當時是第五研究室主任。我是剛去的大學生。” 天有不測風云。4月25日報到入職研究所，結果一個月后的5月25日，王永民因亞急性肝壞死被送往重慶第四軍醫大學住院治療，此一住就是一年，可以說，“我在所里基本上就沒有真正工作過。”

　　“在四川待了八年，有六年我是一事無成，因為生病。可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因為在四川生了六年病，我心想，我不能死在四川，因為我的父母只有我這一個獨子，我要回家孝敬父母，所以調到南陽，通過關系，調到了南陽地區科委，在科委找了個工作。”

　　王永民談及，在進入科委前，他拿著在四川工作過八年及在中國科技大學求學六年的簡歷回南陽找工作，卻不期然被無端戲弄一番。從此開始，王永民堅信，個人能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第一位的，憑實力說話，而國有企業的諸多政府作風有些時候看來，完全是愚蠢的表現。

　　“我到南陽最大的防爆電機廠去求職，這是五基部最大的廠，NO.1。我到它的人事部，我說我要找工作。人事部的人聽我介紹后頭都不想抬，他問我：以前在哪里工作？我說在四川1242研究所，搞集成電路的研究所工作。他又問：你大學學什么的？我說無線電，無線電、電子學。他說，我防爆電機廠是搞電機的，電機是有線的，你學無線的，到我有線的企業來做什么？”

　　立志投身做五筆字型及鍵盤的動機與諸多后來發生的偶然性事件直接相關，此處略去不表，但王永民正是在此階段與時任河南省副省長、河南省科委主任的羅干相識相知，最終成為朋友，后來羅干調入北京，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王永民說，羅干是他一生的恩人，今生今世忘不了。

　　“1981年時，他是科委主任，他提出辦公自動化。當時從省里下來一個項目，撥款二十萬塊錢，建立鄭州自動化所，用來實現與之相關的問題。結果一年下來，自動化所把這些錢花光了，但什么事都沒干，而是將錢買了車，最后連份報告都沒有。羅干同志很生氣，說，以后再不把錢給他們，然后說，這么嚴肅的項目，還有人搞嗎？”

　　因在此間，王永民已經涉水漢字輸入并小有成果，經人推薦，王永民的方案受到羅干的重視。“1982年6月2日上午九點，鄭州，科委一個電話把我叫過去，在羅干的辦公室。當時是夏天，吹著電扇，羅干當時是副省長。在辦公桌上，我一邊解釋一邊畫圖，二十分鐘時間，說得明明白白。羅干同志是高級工程師出身，他聽得很明白。他說，我有一個同學在德國搞這個東西，結果沒搞成功，沒想到永民做到了這么深入的水平。當時我是三十六個鍵的鍵盤方案，羅干聽著我的講解，然后對旁邊一堆處長說，我們省里有這么好的項目，我怎么不知道？”

　　“羅干說，永民同志，你這個項目做出來直到最終完成，需要多少錢？我也不知道多少錢，心里沒數，但當時我知道，一個字庫兩萬多塊錢，一個打印機三萬多塊錢，于是既然被問到，就得算個價錢。俗話說，沒零不成賬，我說，羅省長，大致得需要十六萬五，其實鬼知道需要多少錢啊？羅干非常有魄力，他馬上問：錢處長，我們科委的錢還有多少？處長說，羅省長，現在是6月份啊，科委的預算經費全部分完了，現在賬上只有十萬了。羅干二話沒說：把這十萬都給了南陽，給永民同志。”

　　最終，向羅干立下軍令狀的王永民以優異的技術成果完成任務且將專利權握在了自己手中并開始尋找恰切的商業模式，力圖構建相關產業，但路途坎坷而艱難。“握著羅干的手，我說，羅省長，一年為期，完成成果，一年完不成成果，我跳進黃河里永遠都不再出來。我是下了最大決心，用了半年時間，沒黑天沒白天地在搞，把三十六鍵改造成了二十六鍵，那是1983年。”王永民說，羅干對他的支持是歷史性的。

　　“他對我的恩情，我一輩子都報答不完。后來在推廣的過程中，我在北京，住在府右街135號地下室，這是中央統戰部的地下室，我又受到迫害，全國評了十一個A類方案，我又榜上無名。我明明白白地遭到迫害，我寫了一個六千字的遺囑。當時的羅干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他專程來府右街地下室看我。”

　　爭端

　　既然該技術具備如此獨占性優勢而且專利已經申領，那么，為什么王永民未能把五筆字型猶如比爾•蓋茨的微軟一樣，壟斷起來進而形成產業？早前王永民的王碼集團與諸多中國大陸IT企業的專利權之爭到底是怎樣的背景？

　　就壟斷話題，王永民反問說：“什么叫沒有壟斷？我的專利就帶有壟斷性。”

　　據王永民介紹，1985年4月1日，中國頒布實施《專利法》，他得到了專利，英國和中國的專利都有，他是國內第一份。“但中國的知識產權發展道路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他盜你的版，但他就是不給你錢，你有什么辦法？現在全國電腦里用的五筆字型全部是我的東西；叫這個五筆那個五筆，其實都是換湯不換藥，只是換了一個安裝界面而已。”

　　大家廣泛知道的情況是，在當年王碼與諸多企業的官司中，王永民是敗了的，這到底是為什么？輸在哪里了？王永民憤憤地說：“我輸在哪？我輸在了我們國家的法制不健全。我們的法官就是糊涂蛋，我就這么說，你可以登出去。”

　　王永民認為，當時的法官不懂或故意裝作不懂所謂的專利權保護，結果造成了顛倒黑白的事實。“其實，我一審勝了，二審我不在，去了美國，他居然三活動兩活動，翻案了。”

　　“這是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最大的恥辱。把這樣一個國家法律必須要保護的技術搞成這樣。《專利法》起草人在世的九人聯名上書國務院，提出要保護王永民的五筆字型，提到，如果不保護的話，那么中國的《專利法》就是一紙空文，但是北京市高院卻悍然翻案。一個法官就可以一手遮天”

　　“事情是這樣的：一開始是一個小公司侵權，我們一審勝了。但是我去美國的這幾天，他把這個事情翻案了。翻案的過程里邊，就有國內某著名PC制造商在里邊積極參與，為什么呢？因為如果這個官司輸了，那么這十八家都要交錢，他們每天都要給我王永民交錢。所以，他們十八家企業聯合起來在中關村成立了一個‘倒王俱樂部’。在梅地亞開黑會，在體育場密謀，目的有三，第一整垮王碼公司，第二擺平王永民，第三公開五筆字型。這三大綱領我都知道，那些密謀人員的錄音我都有。”

　　總結過往，王永民認為，保持特立獨行的風格以及對事物審慎、冷靜的觀察的態度至關重要。“我這個人很有毅力，吃過太多的苦，受過太多的罪，一切對我無所謂，對事業，對人生，對社會，都有很冷靜、很客觀的評價和認識。這是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為所動，都有自己獨特觀點的原因。”

　　“人微言輕，力量有限，年事已高，精力不濟，有很多很美好的愿望難以實現。所以我說，人生是在激情中燃燒，在遺憾中熄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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