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圖片來源：中國網）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

　　1935年6月生，湖南湘鄉人，生于北京。軟科學專家及化工專家。

　　15歲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1951年由香港回內地，在廣州南方大學學習，后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1952年9月入華南工學院學習，1954年轉

　　入華東化工學院，1956年畢業。曾任化學工業部沈陽化工研究院技術員，天津化工研究院技術員、室副主任，北京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技術員。1978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師。1981年9月，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管理工程，1984年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回國后任化學工業部科技局高級工程師、總工程師。

　　1987年成為全國軟科學科技進步獎評審組成員。1988年任化工部科技研究總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1989年任國家軟科學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

　　1993年任化學工業部副總工程師。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任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分管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信息、出版等工作，并兼任部經濟技術委員會主任。

　　1995年1月加入民建，1995年12月在民建中央第六屆四中全會上被增選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主任。1996年12月當選為民建六屆中央委員會主席。1997年11月當選為民建第七屆中央主席。

　　1998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8年5月當選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1998年9月當選為臺灣研究會第四屆理事會副會長。1999年11月當選為第八屆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2002年12月當選為民建第八屆中央主席。

　　早年進行過硼資源開發利用的研究，后主持過全國磷資源開發系統研究等科研項目，還指導了汽車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曾先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三等獎，化工部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各一項。1998年5月被授予亞洲亞赫瑪獎章和榮譽證書。

　　譯著有：《硼的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鹽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無機鹽譯文集(硼專輯)》等。專著有：《無機鹽工業知識》(合著)等。

　　我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經歷三轉折終成大家

　　今年71歲的成思危仍然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先打一套太極拳，再學習一個小時的外語。吃完早飯，到大會堂辦公室上班。晚上學習到12點。成思危節約時間，看書學習是出了名的。所有的長假對他來說都是寫專業論文的時間。他精通7門外語，早年學習化工，后赴美國學習管理學，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成思危的一生有三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16歲的時候，他從香港回到內地，開始走上報國之路。第二個轉折點是1981年，在化工業已頗有建樹的成思危改變專業到美國學習管理學。第三個轉折點是1995年，已近60歲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書，結果是孫起孟老先生動員他參加民建，從此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自強不息報效祖國

　　成思危1935年出生于父親成舍我是我國現代杰出的報人，一生為創立報業托拉斯而奮斗不息，他創辦了《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等多份報紙。當時的中國面臨內憂外患，日寇已經占領整個東北，并已顯露出其侵占全中國的野心，因此，成舍我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思危”，就是希望他不忘男兒肩負國家安危的責任。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兩歲的成思危隨全家經天津到上海，最后到達香港。面對破碎的山河，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誰”自命的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對幼年的成思危進行言傳身教。成舍我常詠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成思危看著平日表情嚴肅的父親一副虔誠的神態，知道這樣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了不得。

　　如今，成思危在回憶父親是如何將憂國憂民的情懷深植在他心中時，他說：這種東西就像種子一樣種在心靈里了，等你年紀大了，接觸的事情多了，這種子就會慢慢地長出來了，你就會覺得原來有這么一種深藏在心里的意識。

　　成思危的父親曾就讀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母親曾留法學法國文學。在家庭濃厚的文化氣氛中，好學聰穎的少年成思危得以飽讀詩書。從小就喜愛文學的成思危從4歲開始讀唐詩，6歲讀《資治通鑒》，魯迅、巴金、茅盾等著名進步作家的經典著作更是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覺慧的形象成為少年成思危的榜樣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寫下“不羨紈绔逐聲色，敢憑愚頑補蒼天”的詩句，表達自己的雄心壯志。

　　新中國成立不久，全國掀起了建設祖國的熱潮，人們懷著翻身做主人的喜悅，斗志昂揚地投入到這場建設熱潮中。這種熱潮也傳到香港，讓追求進步的青年熱血沸騰、心潮澎湃。這時，即將中學畢業的成思危已經秘密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廣州解放后，由于南下的干部很多不懂廣東話，難以開展群眾工作，所以組織上就從香港動員一批青年回大陸工作。接到組織上的命令，滿懷報國理想的成思危只悄悄地和母親透露了一點想回內地求學的打算，就毅然決然地拋棄優越的家庭生活，欣然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在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帶著簡單的行裝，跨過羅湖橋，回到了內地。

　　成思危再次與家人見面已是20年后的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他見到了受父親委托從美國來到大陸尋親的妹妹成露茜。得知家人移居臺灣后，母親因為思念兒子已抑郁而終，成思危心里感到非常的難受。

　　成思危到廣州以后，進了葉劍英當校長的南方大學，學了四個月政治理論，被分配到省總工會。省總工會又派他到民船業工作。在民船業工作的一年中，成思危的身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洗禮。當時，派去的工作隊分成四個分隊，成思危擔任一個分隊的隊長。這個分隊有20多人，大家各司其職，除了幾個負責文字材料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隨船工作，與船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船民在解放前地位低下，處境悲慘，他們長年累月地生活在水上。船民們生活環境的惡劣深深震撼著成思危年輕的心。成思危也因此深切感到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對于飽受戰爭創傷的祖國是多么重要。

　　結束在民船業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學習，后又轉到華東化工學院學習無機物化工專業，畢業時他獲得成績優秀獎狀和獎金，被分配到沈陽化工研究院工作。

　　走上新的工作崗位后，成思危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從事的工作是一個比較新的專業，根據中蘇科技合作協定，由蘇聯專家進行指導。后來蘇聯專家撤走，就由中國自己培養的科技人員挑大梁。1960年，年僅25歲的成思危就擔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當時，廣泛應用于核能、火箭、冶金、農業、醫藥等領域的化學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國家列入對新中國的禁運名單。剛剛進入科技領域的成思危懷著強烈的責任感潛心于對這一新領域的探索之中。他擔任過專題組組長等職務，翻譯了大量有關資料和論著。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的硼砂產量已達數萬噸，不僅可以滿足國內生產需要，還可以大量出口。成思危先后進行硼資源開發利用的研究，主持全國磷資源開發系統研究等科研項目，還指導了汽車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分別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三等獎，化工部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他翻譯和寫作了多部相關專著：有譯著《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鹽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無機鹽譯文集(硼專輯)》等；專著《無機鹽工業知識》(合著)等。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成思危成為了我國硼砂工業的科研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為我國化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革”期間，由于有海外關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職務，從事一般科研工作，還當了幾個月的鍋爐工。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也不愿浪費寶貴的時間。這期間，他繼續攻讀數學、化學、鍋爐學等書籍，自學了法、德、日3門外語，還鞏固和溫習了英語和俄語。

　　從學習管理學到走上政治舞臺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抉擇，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國，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院學習管理學。這一年他46歲。一些好朋友曾勸他說，你現在在化工界已經小有名氣，再去美國鍍個金回來，將來前途無量。你學管理這玩意，資本主義那一套，學回來以后能用嗎？但成思危卻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中國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沒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員也發揮不了作用。他認為中國要想富強一定要有好的管理。所以他毅然決然選擇了管理學。

　　剛到美國時，連股票都沒有見過的他，上美國的資本市場課時，常常聽得滿頭霧水。美國學生用兩個小時看完的資料，他得抱著字典花幾天功夫。更別提那時根本就沒摸過的計算機了，常常因為他編制的程序中一個標點的錯誤，就得在機房里折騰大半天。雖然困難重重，成思危還是堅持著。留學第一年他就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并贏得美國經濟研究及教育基金會獎學金。他用一年三個學季再加上兩個假期，念完了六個學季的課。憑著一股韌勁和勇氣，成思危兩年后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當他把最后一學期的成績單給他從臺灣趕來已八十多歲高齡的老父親看時，成績單上是三個A一個A＋。一生都不肯輕易表達情感的老父親也喜不自禁：沒想到你50歲的人了，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

　　小時候父親親筆寫了“自強不息”4個字送給他做生日禮物。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父子在這樣的情景下相見，所有的默契都在相視一笑中，父子倆都深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成思危說，自己之所以能堅持完成學業，是因為自己有著湖南人的驢子脾氣，主意一經拿定，九頭牛都拉不轉。

　　將近三年的美國生活和學習，奠定了成思危未來工作的基礎。當時如果他本人愿意，他完全有條件留在大洋彼岸發展。其間，老父親也希望他能留在美國，再去臺灣繼承上億美元的家產。但成思危向父親表示：改革開放之初，祖國大陸百廢待舉，更需要懂得西方先進管理科學的建設者。深明大義的老人頷首應允。

　　1984年成思危學成歸國后，先后擔任化工部科技局總工程師、化工部科學技術研究總院副院長、化工部副總工程師、化工部副部長。其間，他做了大量的關于經濟管理方面的學術報告和講座，向國人推介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以管理科學學者的身份活躍在剛剛起步的中國軟科學的研究領域里。

　　1995年1月成思危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1996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上，成思危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97年，他成為繼黃炎培、胡厥文、孫起孟之后的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在有2944位代表參加的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又以2905票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這個名字從此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采訪中記者問成思危副委員長：“您當初選擇改行學經濟管理的時候，預計到將來一定會用得上嗎？”成思危回答說，1979年他曾有機會到美國訪問，的確看到了美國的強大和富裕、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可是資本主義制度又的確存在著很多的缺陷。強國富民是每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心愿，所以，他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對的。但真正讓他豁然開朗的是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想。鄧小平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地回答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搞”、為什么要搞、怎樣搞的問題。鄧小平市場經濟理論可以說是富民強國、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指路明燈，成思危由衷地贊賞和佩服。可以說是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他有了更加廣闊的舞臺，也譜寫了他事業和人生更加壯麗輝煌的篇章。

　　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這就是后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成思危在美國學習期間就認識到風險投資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美國的硅谷在今天已經成為高科技的代名詞，而硅谷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風險投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風險投資家不僅為高科技企業提供資金，還提供戰略和具體運作建議，為企業招募有經驗的經理和尋找客戶等。

　　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聯合舉辦一次風險投資論壇，還成立了風險投資研究院，辦了風險投資雜志，出版風險投資年鑒，出版風險投資實務叢書，建立網站等等。成思危為風險投資在我國的健康發展奔走呼號，盡心竭力。

　　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為契機，我國風險投資很快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風險投資“基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目前，中國約有300家風險投資企業，管理著約500億元資金，投資于2000多個項目，其中八成資金投向高科技企業。

　　正是因為成思危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媒體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當新經濟浪潮洶涌而來之初，成思危以他淵博的學識和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及時為國人解疑釋惑。2000年，在一次“新經濟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報告中，他指出：新經濟的概念應當包含知識經濟、虛擬經濟、網絡經濟。知識經濟是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是新的經濟活動模式，網絡經濟是新的經濟運行方式。新經濟的到來將對我國經濟產生七大挑戰。這七大挑戰包括：我國與發達國家經濟差距更難消除；知識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作用還很弱小；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不平等難以避免，將構成形形色色的非關稅壁壘；發達國家的虛擬資本將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攫取高額利潤；跨國公司的發展將會導入母國文化，進而影響東道國的政治和經濟；社會觀念將會發生變化等。

　　面對新經濟的挑戰，成思危認為可以采取五大對策。這五大對策是：第一要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第二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且實現勞動力的戰略轉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第三要發展高新技術，依靠風險投資實現產業化；第四要培養創新人才，加強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第五就是創建以愛國、開放、創新為特點的中國先進文化。這些關于新經濟的理性思考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

　　成思危這樣描述和總結自己：“我首先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第二是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第三是一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所謂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就是相信科學、實事求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就是人總是要追求一種理想，可以為理想犧牲一些個人的東西，但這不是空想；審慎的樂觀主義者，就是說你總是要對生活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正如有人說的，樂觀主義者只聞到玫瑰花的香，悲觀主義者只看到玫瑰花的刺，審慎的樂觀主義者則既聞到它的香又看到它的刺，追求玫瑰的香又要防止被刺傷，就是說不盲目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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