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經濟戰線的奠基人陳云。（圖片來源：中國網）

　　【歷史鏡頭】

　　1905年生，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縣練塘鎮)人， 原名廖陳云。1919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927年參加上海工人舉行的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受黨組織派遣回家鄉從事農民運動，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1929年回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兼農委書記，上海閘北、法南區委書記。1930年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9月，任中共臨時中央領導成員。1932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椐地。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同年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職。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復黨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7年4月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軍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44年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后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遼東軍區政委，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1948年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1950年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兼任商業部部長。1958年10月兼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62年再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起對恢復當時遭到嚴重困難的國民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文革”中除保留中共中央委員的名義外，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一切領導職務。

　　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3月—1979年7月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79年7月－1980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

　　三中全會后提出對比例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經濟應有市場調節部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大量培養提拔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是黨中央的當務之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1982年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常委。1987年11月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常委。

　　主要著作收入《陳云文選》。

　　1995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陳云在上海打的經濟仗

　　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同不法資本家打了一場經濟仗。陳云是這場經濟仗的總司令。那么陳云為什么去上海？他又是怎樣指揮打這場經濟仗的呢？

　　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同不法資本家打了一場經濟仗。陳云是這場經濟仗的總司令。那么陳云為什么去上海？他又是怎樣指揮打這場經濟仗的呢？

　　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陳云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接收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長年的戰爭已經使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當時，全國到處是戰爭創傷，工廠停工，交通癱瘓，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十分困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嚴峻性。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如果我們在生產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資產階級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經濟工作的困難。但他們卻想看共產黨的笑話。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會打仗，會搞政治工作，但在經濟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們想趁共產黨不懂得經濟之機，搞亂經濟，趁亂撈一把，在經濟方面給共產黨一個下馬威，進而把共產黨擠出城市。因此，解放軍一進城，資產階級就向共產黨發起了挑戰。

　　首先也是主要向中國共產黨挑戰的是上海的資本家。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主要在上海。上海資本家的勢力很大，他們控制了上海的物資、貨幣、國內外貿易，從而形成了這樣的局面：上海的政權在共產黨手里，但經濟則完全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上海的不法資本家利用他們手中掌握的經濟實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起了猖狂進攻。他們操縱貨幣市場，不讓新政權發行的貨幣進入上海；他們操縱糧食、棉花等重要物資，囤積居奇，盤剝百姓；他們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通貨膨脹，從人民身上壓榨血汗，從而挑起了一場經濟仗。

　　在這一猖狂進攻面前，共產黨必須在資本家集中地上海接受挑戰，在經濟上打勝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腳，并進一步穩定全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選誰去當統帥？已經內定擔任新中國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對此考慮了很長時間。經過慎重考慮，他選定了陳云。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周恩來就認識了陳云。當時陳云在上海開辦一些商業機構，為黨籌措經費，很有經濟頭腦。他經營的商業企業賺了很多錢，都交給了中央，為此，陳云還受到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表揚。陳云在延安時期雖然任中央組織部長，但對于邊區經濟工作也做出了不少貢獻。特別是陳云在東北解放后接管大城市很有創見，在他的領導下，東北各大城市很快就恢復并發展了經濟，他還在蘇聯幫助下，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東北經濟建設計劃。周恩來對陳云的善于理財十分欽佩，在做出許多重大經濟方面的決策之前，都去電報征求遠在東北的陳云的意見。

　　因此，在考慮指揮同上海的不法資本家打經濟仗主帥的人選時，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了陳云。而毛澤東也對陳云特別賞識。陳云在江西革命根據地與毛澤東的觀點相合，在長征中表現突出，在遵義會議上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延安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時頗有創造性和原則性。毛澤東對陳云接收沈陽的經驗備加贊賞，專門把陳云寫的一篇《接收沈陽的經驗》一文批發給全黨學習。1949年2月，毛澤東還特地把陳云請到西柏坡，與他徹夜長談。他的心里已經把陳云作為新中國主管經濟的人選了。當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陳云時，兩人不謀而合。這樣，中央去上海領導共產黨同不法資本家打經濟仗的人選就確定了下來。

　　陳云冷靜地分析了上海的金融形勢，進一步認識到，金圓券已經成為歷史，不是人民幣的對手了，上海現在主要流通的貨幣是銀元。而不法資本家操縱銀元和我們打經濟仗，主要大本營在上海漢口路422號證券大樓的證券交易所。他們就是以這里為中心，搞非法的金銀和外幣投機販賣活動，其觸角伸向上海市各個角落。陳云決定，用強力手段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

　　擔任中財委主帥

　　毛澤東和周恩來考慮，要先把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組建起來，一方面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在上海同不法資本家打經濟仗。在中國共產黨方面，首先要組建一個指揮部，中財委就是這樣一個指揮部。中國期刊網

　　1949年5月31日，中央發出了劉少奇起草、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這個大綱確定，中財委是黨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機構，同時確定了中財委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工作職責。6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召開的中共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會議上宣布：陳云、薄一波負責籌備中財委。陳云在會上就組建中財委的目的、中財委的任務、組織機構等問題作了說明。在組建中財委的過程中，陳云考慮，中國急需要這樣一個經濟領導機構，容不得慢慢騰騰。他果斷決定，把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組成中財委。這樣，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工作，7月12日，中財委就正式成立了。同日，陳云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會議，正式宣布成立中財委，陳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辦公地點在北平城東的九爺府。

　　銀元之戰

　　中財委一成立，陳云馬上把精力投放在上海方面。7月19日，陳云啟程赴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后，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原來，上海一解放，陳云就決定，多發行一些人民幣，通過購買上海方面的物資，使人民幣進入上海，最終成為上海的權威貨幣。與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軍管會在上海發布命令：從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為了照顧人民的困難，準許金圓券在上海市面上暫時流通。同時，陳云領導組建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務就是用人民幣兌換金圓券，比例是1∶10萬。陳云原來設想，通過用人民幣兌換金圓券，人民幣很快就會占領上海。

　　但上海的不法資本家不甘心已有的經濟特權受到損害，他們耍了一個花招：先不動聲色，冷眼旁觀人民幣兌換金圓券，等人民幣兌掉了金圓券后，再用黃金、白銀、美元打擊人民幣，使人民幣也走金圓券的路，變成一堆廢紙。當人民幣基本兌換掉金圓券后，不法資本家先是利用銀元倒換人民幣，他們掌握大量銀元，任意提高價格，進行投機。由于他們囤積了大量銀元，一塊銀元一轉手，即可獲得人民幣160多元，使人民幣和銀元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造成人民幣貶值。然后他們又在上海造成只用銀元交易的形勢。在不法資本家的操縱和宣傳下，上海各商業機構一時間都只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只收銀元。這就使人民幣幾乎無法流通，其信用大大降低。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早晨發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來多少。資本家就是想用這兩個辦法，擠垮人民幣。

　　陳云清楚不法資本家的用心，也知道打勝銀元之戰的重要性，他一開始想用拋售銀元的辦法，穩住市場。他調來10萬銀元拋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機分子吃了進去，不但沒有穩住市場，反而虧了10萬銀元。這時，不法資本家暗暗高興，認為陳云來上海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6月8日，陳云致電華東、華中局，命令他們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嚴厲打擊投機分子。他還指示：為了更有力地打擊上海投機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員打入證券大樓偵察情況，對違法商人的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一批應當扣押人員的名單，然后再行動。接到陳云的電報后，華東局命令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堅決執行。考慮到上海的特殊情況，上海市軍管會一開始并沒有馬上出兵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而是通過報紙和廣播向投機商們表明態度，要求他們立即停止經濟犯罪行為。但不法資本家是不會自動退出陣地的，同時，他們也以為人民政權不能把他們怎么樣，照樣搞他們的銀元投機活動。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包圍了上海市證券大樓，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親自帶領200多名干警，控制了證券大樓的通道和主要場所，登記了所有在大樓內的2100人的名單，將他們集中到底層大廳由政府代表訓話。然后，把預先已經確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審訊，其他人員經教育后陸續放出。

　　陳云與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

　　1971年林彪叛國出逃、自取滅亡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糾正“左”的錯誤、落實黨的政策的措施，解放、起用了一大批“文革”前期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干部，讓他們重新發揮作用，各項工作都開始出現轉機。在打開中美關系新局面、推行新的外交戰略之時，毛澤東、周恩來又不失時機地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引進國外成套先進設備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新中國成立后對外經濟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972年4月底，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長達二年半之久的陳云返回北京。他在給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希望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調查。7月22日，毛澤東對陳云來信作出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長期不能公開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陳云與王震、蘇振華、楊勇等人出席了國防部慶祝建軍45周年的盛大招待會。此后的1973年和1974年，受周恩來委托，陳云協助周恩來進行了對外經濟貿易的指導和研究工作。

　　兩年多里，陳云以他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和特有的領導藝術，提出了一系列帶有真知灼見的戰略性意見，在開拓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高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中閃爍著光輝的許多理論觀點，對“文革”結束后的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建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總體來說，陳云在這一時期的重要經濟活動和指導思想可以概括為4個方面：

　　一 抓住時機，大膽地提出“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外資的新課題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各國雖然還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占有一定的經濟優勢，但也面臨著新的一輪經濟衰退危機。隨著蘇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斗爭的加劇，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內部經濟協作體系逐漸趨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往來。發展中國家需要利用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發展本國經濟，發達國家則試圖憑借經濟實力，從發展中國家尋找新的市場和獲利更高的投資場所。表現在國際金融領域，便是長這28年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于1973年崩潰解體。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關系走向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在國內開始批判和糾正“文革”初期“左”的錯誤的中國也具有了以西方國家為主要經濟交往對象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陳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有利的經濟形勢變化。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約見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不久的陳希愈和副行長喬培新等人，就國際經濟貿易作了重要談話。他指出：“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百分之二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百分之二十五對蘇聯、東歐。”“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他強調這樣做的重要性時說：“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針對“文革”前期林彪、江青集團煽動砸爛對外經濟研究機構、廢棄規章制度所造成的嚴重后果，陳云鮮明而又具體地提出了一系列恢復研究的措施。首先，要恢復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研究所。他指出：“供求關系、貨幣關系的變化通通反映到外貿上來了，不搞研究機構怎么能行。”機構恢復以后，要認真研究西方國家領導人如尼克松、康納利、舒爾茨、德斯坦等的國情咨文、講話材料，提出對策。

　　在談話中，他還親自擬定和提出了要認真研究分析的有關國際金融貨幣的10個重要問題。10個問題中包括的內容十分豐富，既有了解世界經濟形勢所必須把握的黃金、貨幣、投資、赤字等基本數據方面的靜態材料，又有分析判斷西方各國之間經濟矛盾及解決辦法的動態問題；既有對過去若干年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活動的規律性總結要求，又有對西方各國現行政策的捕捉，還有世界經濟、金融情況的近期、遠期估計。這些問題不僅對經過“文革”前期動亂之后的金融貿易恢復工作起到了提綱挈領的關鍵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把握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活動脈搏的重要視角。

　　由于林彪、江青集團在前幾年中造成的嚴重思想混亂尚未得到清理，有人擔心利用外資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路線，是否符合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而且將觸動“文革”以來對外經濟領域被設立的枷鎖式規矩。

　　對此，陳云在談話中遵循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尖銳地指出：“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要把一些界線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針對那些“左”的清規戒律，陳云針鋒相對地說：“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

　　陳云的這次重要談話對外貿經濟工作的恢復、開拓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見和周恩來多次關于銀行要研究國際經濟動態的指示，中國人民銀行對國際貨幣、金融變化趨勢，西方各國間的經濟矛盾及緩和辦法，美國的經濟狀況及國際收支狀況，做了許多調查研究。同時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1973年籌措到的外匯資金達10億多美元，支持了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

　　二 頂住“四人幫’’的壓力，積極開展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及管理手段的對外經濟工作

　　1972年2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進口價值4億美元的14套化纖、化肥成套設備的報告。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又向國務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通稱“四三方案”)的報告，獲得批準。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廠等項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準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技術項目。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的引進，也是打破“文革”中對外引進停滯局面和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重大步驟。

　　在中共十大上攫取更多權力、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對這次大規模引進竭力反對，設置重重障礙。1974年2月，江青到四機部講話，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的蝸牛禮品是“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還說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是“屈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幾封來信上批示，誣蔑向國外買船是“迷信外國資產階級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義路線”。在他們的破壞下，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項目被迫中斷。

　　面對壓力，協助周恩來、李先念領導引進工作的陳云沒有退讓，反而進一步要求引進國外設備的同時，要把眼光放長遠一些，連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進口，并提出了許多積極而穩妥的意見和措施。1973年10月12日，他在聽取外貿部負責人匯報時指出：“正在訂貨的那套三億多美元的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要一起進口。這套設備投產后，每年可以生產鋼板三百萬噸，兩年就是六百萬噸。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三百萬噸鋼板，很不合算。”針對“四人幫”揮舞的“洋奴哲學”棍子，陳云堅決表示；“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進中，陳云十分注意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和舊中國的有益經驗，做好引進前的考察工作。他在國家計委關于一米七軋機和舊軋機訂購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上加批語指出：“如要買舊軋機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準備好新配件。過去舊中國有過買舊設備的經驗，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廠、山西閻錫山的太原鋼鐵廠、山西的窄軌鐵路。據侯德榜說永利廠的設備是便宜的，但要化很大力量到國外去看和檢看拆卸裝箱。所以我們買舊軋機要慎重從事。”周恩來對陳云的意見十分重視，批示“交計委立即執行，隨時檢查”。其后，由國家計委組織多個考察團到國外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和核驗，取得了較好的效益。

　　在引進“硬件”的同時，陳云還注意利用和借鑒“軟件”，即現代金融管理經驗和手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1973年10月10日，他在為外貿部起草的向國務院的報告中指出：“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但也是一種大宗商品的成交場所。”“對于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在今后兩年旱對交易所要認真進行研究。”

　　過去，我國外貿部門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貨物往往只求完成任務，有時價格越漲越要買，而沒有掌握好價格漲落的時間差，因此，外商常常乘機抬價，給我們造成多花錢的損失。在新的思想指導下，外貿部所屬中國糧油公司接到購入原糖47萬噸任務后，不急于購入現貨，而是于當年4月購入期貨26萬噸，然后再購入現貨41萬噸。待到5月砂糖價格大幅度上漲后，賣出多余的期貨。這樣，不僅完成了購買砂糖任務，而且還為國家賺取了240萬英鎊的外匯。

　　今天，中國金融、外貿體系不僅全面參與了國際商品交易中的期貨市場，而且在國內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回溯22年前陳云的這些意見和部署，不能不為他當時表現出的膽識和遠見所折服。

　　2.提出商品價格必須有競爭性，要照顧中間商的利益。經過“文革”前期的混亂，當時外貿部門存在一種極左謬論，認為出口商品提價會導致外商再度提價，是把負擔轉嫁到國外勞動人民身上；照顧中間商利益是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對此，陳云明確地指出：“商品價格必須有競爭性。要大力推銷換匯率高的商品，但決不放棄可以推銷的換匯率較低的商品，目的是為了多得外匯。”“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因此，他要求在價格競爭中，對代理的中間商予以照顧：“要在打開銷路的前提下，照顧中間商。”“要給推銷商、中間商好處，在價格上使他們有利可圖。”“因為外貿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須經過中間商，照顧中間商有極大的重要性。”事實證明，這樣做主要利潤仍是為國家所得。如前述的砂糖期貨交易中，為我國代理的中間商費用和利潤雖有60萬英鎊，但我國外貿部門利潤卻達240萬英鎊。

　　三 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擴大對外貿易

　　6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對國民經濟建設的干擾和棉花歉收，國內棉布供應緊張，而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偏低。因此，如果進口棉花加工成棉布，不僅可以緩解國內困難，而且棉布出口還可獲得一定利潤。但是，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有人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堅持自力更生。經過調查和分析之后，陳云在聽取外貿部匯報時指出：“我們是要堅持自力更生的”，但是，國內棉花產量不夠，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要用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他還具體分析了棉布加工出口的有利條件：美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過去很發達，但每工時工資高，棉布成本也高，因此不會大搞棉布出口。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都生產棉布，但他們的紡織工業水平不如我們。所以，“在棉布出口方面，我們還很有搞頭。”“要長期搞，這樣搞是合理的。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

　　由此及彼，陳云考慮到在外貿方針的整體安排上，必須注意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他指出：我們要打大的算盤。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和化肥，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和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是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當年，經國務院批準，外貿部門進口了850萬擔棉花，進行棉布加工。

　　手工藝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產品，但在“文革”中，被扣上“為外國資產階級服務”、“鼓吹封、資、修”的帽子，工藝品的生產和出口都極度萎縮。1973年12月，陳云在聽取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匯報時，特別指出了工藝品出口的重要性。他說：“工藝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點：一是絕大部分品種貨源充足，可以擴大銷售市場；二是這些商品相當多是農民和街道居民生產的，擴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積少成多地創匯。他要求外貿部門除保持和擴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場外，要千方百計地打開西歐、北美、大洋洲的市場。”(12)

　　根據他的意見，遵照周恩來要擴大工藝美術品出口的指示，我國的工藝品生產和出口取得了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還舉辦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

　　四 在擴大對外經濟交流的同時，頗具遠見地提出堅持獨立自主、防止被資本主義利用的戰略問題

　　正如進出口貿易是一種雙向性行為一樣，在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利用外資問題上，除了利用之外也存在著被利用的可能性。陳云對此保持著清醒的認識。

　　兩年多里，他多次指出：外國資本家和我們做生意是為牟取利潤，“這和過去上海、天津那些銀行、錢莊一樣，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門來了，無非是要些利潤。這就是馬克思講的平均利潤率。你信譽好的時候人家找上門來，不好的時候就要逼債(13)。”因此，引進外資、借外債時要考慮到償還能力，不能受制于人。

　　關于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貨買賣，他指出，交易所有投機的一面，“我們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為了做投機買賣，不是為了賺二百四十萬英鎊，今后也不做投機買賣(14)。”這樣做是一種保護性措施，使我們不吃虧或少吃虧。因此，購買期貨只買進確實需要的物資，每做一筆要請示報告，總結經驗。在購買原料之前要進行風險分析，比如“買外國棉花有時靠不住，事先就要預料到。”

　　關于引進國外成套設備，陳云特別強調注意同時進口配套的設備和零部件，以免被別人事后卡脖子。比如進口舊軋機，要“估計到舊軋機的地下電纜等設備拆下時可能已壞了，用不上。”

　　關于對港澳的出口貿易，陳云指出，既有有利的條件，也有不利的條件。有利條件是食品和傳統出口品我們可以占領主要市場。不利條件是：香港、澳門是自由港，競爭激烈，國外資本家會用低于成本的價格殺價傾銷，企圖擠垮國貨，“尤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對此種不利條件，許多同志還未認識。”

　　除了估計到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經濟手段可能制造的不利于我的后果外，陳云還提醒在政治方面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對港澳貿易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在和外國中間商打交道時，我們的干部“必須嚴守黨紀，不能浪費分文”。如果請外商吃飯“只需要一百元的話，決不要多花一元。”應該嚴肅教育干部和黨員，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

　　在周恩來、李先念、陳云的領導和指導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1973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09.76億美元，是1970年的45.8億美元的2.4倍；1974年更達到145.7億美元，是1970年的3.2倍。一方面，成套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工業的發展，為我國80年代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1973年出口總額達到58.2億美元，是1970年22.6億美元的2.58倍，1974年更達到69.5億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

　　對外經濟工作取得的這些成就，是和陳云在兩年多時間里的大膽開拓和悉心指導密不可分的，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一貫思想和工作作風。正如鄧力群予以總結的，陳云用“交換、比較、反復”6個字，深刻地說明了認識的辯證法；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9個字，精辟地表達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陳云在70年代指導對外經濟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就是這兩句話的生動反映。

　　(一)從實際出發，大膽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的新課題，表現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開拓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面對外界的封鎖，中國采取了“一邊倒”和自力更生的方針；“文革”中，由于錯誤路線的影響，一度形成了相對孤立的局面，“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70年代初，隨著中美關系的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打開了新的外交局面，對外經濟工作也有了較大改觀，但在“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江青集團仍掌握著一定權力的情況下，這種改變主要反映在具體政策的實施(如引進設備)，總體方針尚未得到突破。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和依然存在的壓力，陳云審時度勢，提出把研究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打交道作為主要任務，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結合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如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利用商品交易所等)進行分析，他所說的“研究”已包括了利用外資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符合科學的管理經驗等內容。回溯“文革”前的17年歷史，聯系“文革”后對外開放的方針，應該說，陳云的這一思想是新中國對外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一個新起點，是其后改革開放思想的先聲之一。

　　(二)堅持為我所用的原則，充分考慮不利因素，表現了“交換、比較、反復”的辯證精神。

　　所謂“交換”，就是不僅要看到正面，還要看到反面。陳云在提出研究、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科學先進成果課題的同時，始終對被資本主義利用的可能性持有警惕，制訂了政治、經濟上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如借債時要認識到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質，考慮償還能力，防止人家逼債時被動；如對港澳貿易時要考慮到資本家利用低價傾銷的不利條件等等。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二是前后的比較。如在制訂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方針時，他既調查了“左右”各國美、英、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的條件，又分析了我國過去棉花生產不足，今后仍有一個時期不能解決的“前后”狀況，從而得出正確的判斷。所謂“反復”，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還要擺一擺，想一想，反復進行調查研究。如在引進一米七軋機設備之時，陳云既堅決支持這一利國利民的舉措，又強調要反復調查研究，派人出國實地實物考察，考慮配件、損壞等因素，慎重從事。

　　應當看到，當時“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狀態尚未結束，陳云還沒有直接回到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崗位，他的一些卓有見地的構想和措施也難以全部得到貫徹實行，甚至再度遭到批判。1976年6月張春橋、姚文元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又誣蔑陳云主管的外貿部“問題嚴重”，“在外貿工作上執行的是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這恰好從反面印證了陳云在兩年多時間里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的重要性。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22年后的今天，面對改革開放中的引進利用外資新熱潮，我們回顧當年陳云提出的一系列觀點、方法和政策，更加感受到其中蘊含著不可磨滅的思想價值和實踐意義。“冷”時，可以使我們激發熱情；“熱”時，可以使我們保持冷靜。對此，無疑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陳東林 作者單位：當代中國研究所)

　　【經典語錄】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

　　七分經濟，三分政治。無農不穩，無糧必亂。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

　　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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